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利益结构的调整，广大群众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的增强，从而产生了大量以利益之争为主的社会矛盾和纠纷。作为正式救济方式的司法救济无疑是现代法治国家最重要的权利救济方式。然而，由于我国法治建设的不完善以及根深蒂固的“无诉心理”，司法途径并不受群众的青睐。相反的是，处于补充意义上的信访救济制度，因其简便、经济、有效、全面的特点，被群众普遍认为是优于其他行政救济甚至司法救济的一种特殊方式，因此造成大量的社会矛盾和纠纷涌入信访渠道，包括那些本应由法律予以解决的矛盾和纠纷。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信访制度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权利救济期许，制度呈现出难以承载的尴尬。信访工作呈现出总量持续上升、形式复杂多样、内容涉及面广、处理难度大的态势。而与之相对的却是，信访制度由于自身存在的种种缺陷，特别是涉诉信访与现代司法制度之间的张力，致使其权利救济功能不仅倍受质疑，而且无法得以很好实现。信访制度的权利救济期许与实践中的实现障碍，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使其权利救济功能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瞩目的焦点。　　本文在阐述信访救济宪政理论依据和法律文化依据，并以涉诉信访为纬度解析信访救济现状的前提下，认为基于现实中民众不绝的热切诉求，和理论上可予完善的诸多可能，信访救济是当存并且应存的。进而论及，信访制度权利救济功能的实现，可以同时从制度外在环境的优化和制度内在机制的完善着手进行。其中“制度化在环境的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信访制度外权利救济资源的整合、政府责任体系的构建，以及民众公民意识的培育;“制度内在机制的完善”也可以分别从三个方面入手:信访事项的规范化、构建人大主导的一元信访体制、信访机构权力的再界定。随着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参与，随着《信访条例》的全面深入贯彻实施，相信信访制度的法制化建设将迈出更为重大的步伐;相信在整个的权利救济体系中，信访制度会有更理性的定位，从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出发，实现更好的制度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