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影响工资性收入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完善，劳动力市场越来越趋向一体化。一体化要求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以达到合理配置，户籍制度却人为地限制了城市与农村间人口的正常迁移，严重妨碍了人口的合理集聚，阻碍了中国城镇化进程。很多学者都批评户籍制度导致中国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形成，认为相同条件下，外来农村户籍劳动力在就业机会、就业待遇以及就业保障方面均受到一定的限制。我国的户籍制度改革也在大刀阔斧推进，相关文件已经出台，“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被提出，多个省份已按照当地实施意见划定新型户籍制度成型期限。　　在目前依然拥有独特的的城乡分割二元户籍制度的我国，已有不少学者研究出，户籍制度对外来务工人口的工资性收入产生了一定影响。本文致力于研究在证明了有影响的前提下，如何确定是户籍制度本身产生的，而非城市、农村成长环境不同造成的禀赋差异。进一步讨论如果没有户籍制度的限制，对于外来务工农业人口在城市工作的收入状况将会有多大程度的改善。并且细分到体制内与体制外单位，关注收入受户籍制度的影响是否会存在显著不同。　　梳理前人研究发现，在对象选取上，已有的文献大都直接比较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间的收入差距，但这不可避免地忽略了成长氛围、文化观念、医疗条件、教育质量等一系列不可观测的因素带来的影响，将这些不可观测因素导致的差异归结于户籍歧视会产生估计偏误，本文则把研究对象锁定在城市外来人口——既包括通过农转非实现迁徙的“城市移民”，又包括以农业户口在城市从事非农工作的“流动人口”，最大范围控制成长环境；在方法选取上，大多数文献都是基于Blinder和Oaxaca的工资差异分解模型，但其中存在着“指数基准”问题，导致很多文献得出的回报结果差别甚远。本文则选取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来克服样本的选择性偏误，将总体外来人口分为两个样本组：处理组——具有城市户籍的外来人口，控制组——没有城市户籍的外来人口，两组进行匹配分析，估计户籍制度的平均处理效应（ATT）。　　本文采用CGSS2012年全国微观调查数据，进行户籍制度收入效应的对比研究。样本显示，流动人口和城市移民工资性收入差异较大，为了证明户籍制度确实是形成差异的来源之一，本文首先用Logit模型估计出倾向性得分pscore，即获得城市户籍的概率，作为不可观测的“能力”的代理变量，代入多元线性回归中，户籍制度对工资性收入的影响是显著的。并且，加入“能力”代理变量后，户籍效应的影响略为降低，这便说明户籍制度本身便对流动人口有负向收入效应，而不是完全通过能力来反映。　　为得到准确的户籍制度对工资性收入的平均处理效应，本文接下来使用PSM的三种匹配方法：最近邻匹配法、半径匹配法和核匹配法来进行估计。模型通过了匹配检验，运用每种匹配方法时都采用抽样法(Bootstrap)反复抽样500次来获取结果，以得到标准误下的ATT。结果显示，无论使用哪一种方法，经匹配后的ATT均在5%和10%的水平下显著。以最近邻匹配法为例，该匹配方法得出的结论是，户籍制度的存在对于流动人口的收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它使得流动人口的小时收入降低了近17.8%。　　进一步对外来人口样本按照体制内、体制外单位分类研究，发现在不同市场化程度的部门，AT T表现出差异性。以最近邻匹配法为例，体制内的城市移民比流动人口小时工资收入仅高21.7%，体制外的城市移民比流动人口小时工资收入仅高12.7%，说明户籍制度的收入效应在市场化低的部门更高，并随市场化进程减弱。那么，若是消除户籍制度的影响，受益更多的是体制内单位的流动人口，对于体制外单位流动人口的收入提高不大。　　针对实证回归的结果，本文提出了相关政策上的建议。首先，户籍制度的改革是有效的，改革的力度和进程应该依不同的城市和地区而有所差别。其次，针对户籍歧视在体制内、体制外单位的差别，应加大对国有、集体企业的户籍歧视管控，保障部门之间的自由竞争。此外，平衡城市和农村之间教育、医疗服务、福利、公共服务等资源分配的不均衡，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是漫长而终将奏效的一条道路。　　诚然，本文还存在研究的不足之处，一是样本量缺失问题，选取的CGSS2012年数据有一定缺失值，结论不可避免的可能存在一定偏差，较少的样本量也不利于更深层次的研究。二是仅仅使用了“农业”与“非农”这两个维度对样本进行划分，没有考虑户口所在地、交互作用等的影响。并且本文使用的是截面数据，没有纳入时间因素带来的波动性。针对以上问题，本文将在后续研究中继续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