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例是司法活动的产物,在东西方司法实践中,判例制度不断演进反映的是不同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和民族特性。判例以其灵活性、适应性以及避免任意裁判的优点成为各国学术领域的研究热点。当代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纵深发展,“不断提高司法公信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和正义”成为了最主要的价值目标,而这个价值目标体系中最核心、最基本的环节就是“同案同判”,它要求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统一适用法律标准、平等的惩罚犯罪和保护权利,以满足人们对法的公平性、一致性和连续性的期盼。作为国家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屏障,要真正建设公正与高效的现代新型司法体制还需更多制度创新和观念革新,基于此,案例指导制度运用而生。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案例指导制度是否具有判例性质存在一定的误解和偏见,言及判例即归于西法;言及判例法必谈及英美法系,殊不知成文法体系的进步离不开判例对规则的总结和完善。本文以宋代以来的判例制度为主要研究对象,重点展现判例制度的更替、性质及功能,在发展中不断反思,在反思中不断总结,最终落脚至当代,还是如一的遵循此种思路。判例制度在中国历史久远,从西周开始萌芽,历经秦汉发展,再至唐代,判例适用虽起起伏伏,但从未消失,本文将此阶段作为制度之发端仅做简要描述;而对中华法系的判例制度和英美法系的判例法进行简略比较,亦是为了说明成文法和判例法或判例制度之源流本不是根本相斥,而是互相孕育、互为补充,也仅是在发展中所遇历史节点和政治性质之差异形成制度之两端而各具特色。宋代开始,判例制度不断发展。从观念层面而言,不再如唐代那般严令禁止判例适用,而是应时而变重新思考判例在实践中发挥的作用,就判例制度的形成、编制、适用与成文法的关系等方面重新进行制度安排,最终形成清代律例并行模式;从法的契合层面来说,元代、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判例制度特色鲜明,元和清的制度体系融入了少数民族特性,法律与习惯之间的博弈贯穿始终,采用判例是制度和文化融合的产物。进入民国时期,在成文法不足的前提下,大量适用判例解决纷争,其制度安排和司法适用几乎与西方判例法无异。因此,宋代以来的判例制度对传统成文法的发展趋势形成了一种反向效应,其功能甚至约略地呈现出传统法律制度在立法以及司法技术上的未来走向,为法制进程中习惯法、判例法、成文法的融合带来了新的发展思路。时至当代,判例制度如何发展,众说纷纭。择其要者,一说借鉴西方,一说自我创新,但较少说深植传统文化。而一言“判例”又如身中魔咒,视线、思维马上就移动到“判例法”的这套体系上,各种非议蜂拥而至。当代案例指导制度首先要完成的是观念革新。新的制度本身应该有更多触须,既要纵向触及传统之养分,也要横向触及他国之良法,否则创新之制度犹如无根浮萍终会凋零。本文研究,立足于对判例制度发展脉络的梳理和探寻,强调判例本身绝不是西方所独有,挖掘并阐发传统中国的判例制度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制度根基,以期为当代案例指导制度的发展提供本土文化资源,重新定位其深层作用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