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亚地区处于印度洋和阿拉伯海之间，衔接着东亚和海湾中东地区，又与我国西南边疆毗邻，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其独特的历史文化特征使它在现代国际体系中占有不同寻常的地位。冷战后，国际关系呈现一种地区化趋向。巴里·布赞的“区域安全复合体”理论将人们对“国家安全”的关注目光从“全球安全”中挪开，而将分析的焦点集中在“地区”层次，“地区”成为安全分析的一个焦点。布赞认为地区层次的安全研究是最恰当的截取面，他还将国家的内部条件、地区内的国家关系、地区之间的关系，以及地区与全球性大国之间关系联系起来加以分析，这无疑为研究复杂的南亚地区国际关系提供了一种分析方法和模型。“区域安全复合体理论”采用物质主义与建构主义混合的研究方法，从物质主义角度看，该理论采用接近于新现实主义的领土和权力分配的观点，它认为“区域安全复合体”是通过持久的友善—敌意关系和以具有地理内聚力的安全相互依存双重模式来定义，其形成源于无政府状态权力结构与行为单元地理接近性之间的互动。在建构主义一侧，该理论将之建立在安全化理论之上，即关注安全议题被社会建构的政治进程。它认为，由于安全是行为体创造的，所以“区域安全复合体”也是社会建构的，并依赖于其内部行为体的安全实践。在这里，安全议题是宽泛的，它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环境和社会（认同）等;安全的指涉对象既有集体（包括国家、民族、宗教、部落等），也有政治和经济部门（如自由贸易、人权、不扩散等）;它的行为体是多样的，包括国家和非国家等。在布赞看来，一个“区域安全复合体”的基本结构由边界、极性、无政府结构和社会结构等四个变量体现出来，其安全动力是由国内、区域内、区域间和全球四个互动层次组成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在这四层互动安全动力的作用下，“区域安全复合体”的基本结构可能出现维持现状、内部转变和外部转变等三种转变，在这三种转变中，内部转变是最重要的。随着“安全复合体”内部结构的转变，其物质结构（极）可以从单极走向多极;其社会结构（友善—敌意模式）可以从“冲突形态”经由“安全机制”到“安全共同体”。这意味着在一个“区域安全复合体”的消极末端存在着“冲突形态”，即其内部的相互依存产生于恐惧、竞争和对威胁的共同感知;在中间，存在着不同形式的“安全机制”，即其内部的国家仍然把彼此看作是潜在的威胁，但它们之间为消除安全困境作了相应的安排;在其积极的末端，存在着一个“多元安全共同体”，即其内部的国家不期望或不准备在彼此的关系中使用武力。值得注意的是，该理论认为，如果区域一体化进程推动一个“多元安全共同体”转变成一个自主的单一行为体（或全球层次的大国），那么，该复合体就不复存在，因为其成员间的一体化已经将那种无政府结构转变为等级制的政治。　　本文以巴里·布赞的“区域安全复合体理论”为理论框架，分析南亚安全结构的多层次动力和多领域情况，并预测南亚安全的未来走向。根据巴里·布赞的定义，南亚安全复合体形成于印巴分治之时，复合体内部的印巴敌对又曾因冷战环境而强化，构成了典型的冲突形态。在国家层次上，南亚各国长期困扰于种族、宗教、语言、移民、分离主义运动和恐怖主义等多领域问题;在区域层次上，印巴长期对峙定义了南亚安全复合体的基本结构，其他南亚小国与印度也存在种种纠纷和争议问题;在区域间层次上，南亚地区与周边地区安全复合体之间产生了安全互动，冷战期间，巴基斯坦寻求中东伊斯兰世界的支持，使得南亚和中东之间紧密联系，中苏安全复合体因中印问题和中苏敌对而向南亚渗透，冷战后，印度九十年代开始的东向政策，又使得南亚与东亚、东南亚地区产生互动;在全球层次上，美苏全球冷战对南亚地区长期渗透，冷战后出现美国单极时代，俄罗斯对南亚实行平衡政策，不介入印巴争端，美国成为南亚均势的主要调节者。　　鉴于“区域安全复合体理论”的分析框架和南亚安全复合体结构变动的多层次动力分析，未来的南亚地区安全结构可能会出现内部转变，可以通过印巴安全对话、“第二轨道”外交和域外大国协调等方式，建立以印巴和解为核心的南亚安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