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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籍是魏晋时期的玄学家,他的思想发生于魏晋政权交替之际,这一时期的玄学思潮是“越名教而任自然”。阮籍作为这一时期的玄学家必须处理名教与自然的问题。现在学界对于阮籍的名教与自然思想的研究多是从阮籍的“文”出发,但是,阮籍的名教与自然思想在他的《咏怀诗》中也能得到全面的反映。
魏晋时期分为正始时期、竹林时期和元康时期,阮籍承接了正始时期“名教本于自然”的思想并对其做了进一步的发展。阮籍《咏怀诗》中的名教与自然思想可分为两部分:“自然”本体论和自然本体论。阮籍的“自然”本体论主要是对王弼“无”本论思想的极端发展,在名教异化为变质了的名教的背景下,阮籍割裂了名教与“自然”,“自然”作为本体且仅作为本体而存在,这样的“自然”本体不具备生成性,是一种静的本体论思想。这一“自然”本体论在《咏怀诗》中主要表现为阮籍的放达与对仙境的追求,从侧面表现为阮籍对变质了的名教的批判。自然本体论是阮籍从老子到王弼那里承接而来的本体论思想,这一自然本体论是以自然为本,以名教为末的本体论学说。这里的名教不是“自然”本体论中所指的变质了的名教,而是合乎自然的名教,是一种动的理论。在《咏怀诗》中主要表现为万物有序、生死有常的本体论学说,具体到阮籍身上则表现为弃绝仙境和坚守名教。阮籍的名教与自然思想中的两种本体论思想共同构成了阮籍矛盾的思想,这一思想来自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根源是名教分化为变质了的名教和合乎自然的名教。从思想的发展来看,阮籍的名教与自然思想接应并发展了正始时期王弼的“无”本论思想,并对于之后名教与自然思想的发展做了铺垫,因此在魏晋玄学的发展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过渡性作用。
阮籍的名教与自然思想虽然把名教与自然分离开了,但是他的这种分离是不彻底的,所以在他的思想中仍然包含着对于合乎自然的名教的坚持。同样作为竹林时期玄学家的嵇康则比阮籍更为彻底地把名教与自然分离开了。竹林时期“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仍然没能从理论根本上解决名教与自然的问题,这一问题直到郭象那里才得到理论上的解决。
魏晋时期分为正始时期、竹林时期和元康时期,阮籍承接了正始时期“名教本于自然”的思想并对其做了进一步的发展。阮籍《咏怀诗》中的名教与自然思想可分为两部分:“自然”本体论和自然本体论。阮籍的“自然”本体论主要是对王弼“无”本论思想的极端发展,在名教异化为变质了的名教的背景下,阮籍割裂了名教与“自然”,“自然”作为本体且仅作为本体而存在,这样的“自然”本体不具备生成性,是一种静的本体论思想。这一“自然”本体论在《咏怀诗》中主要表现为阮籍的放达与对仙境的追求,从侧面表现为阮籍对变质了的名教的批判。自然本体论是阮籍从老子到王弼那里承接而来的本体论思想,这一自然本体论是以自然为本,以名教为末的本体论学说。这里的名教不是“自然”本体论中所指的变质了的名教,而是合乎自然的名教,是一种动的理论。在《咏怀诗》中主要表现为万物有序、生死有常的本体论学说,具体到阮籍身上则表现为弃绝仙境和坚守名教。阮籍的名教与自然思想中的两种本体论思想共同构成了阮籍矛盾的思想,这一思想来自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根源是名教分化为变质了的名教和合乎自然的名教。从思想的发展来看,阮籍的名教与自然思想接应并发展了正始时期王弼的“无”本论思想,并对于之后名教与自然思想的发展做了铺垫,因此在魏晋玄学的发展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过渡性作用。
阮籍的名教与自然思想虽然把名教与自然分离开了,但是他的这种分离是不彻底的,所以在他的思想中仍然包含着对于合乎自然的名教的坚持。同样作为竹林时期玄学家的嵇康则比阮籍更为彻底地把名教与自然分离开了。竹林时期“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仍然没能从理论根本上解决名教与自然的问题,这一问题直到郭象那里才得到理论上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