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的研究主题是考察北洋时期的日资纱厂。旨在通过日资纱厂的发展分析其成功的外在环境与内部因素，以此揭示日资的正反两个方面的作用并探讨外资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论文运用投资经济学折衷主义理论、帝国主义理论和现代化理论三种主要理论与历史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分析以日资纱厂为代表的外资发展及其对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　　 论文第一部分考察了日本纺织资本对华投资的政策与经济背景，认为日本以对华长期战略准备而制定了详尽的侵略政策，并通过明治与大正两个时期的经济成长具备了对华投资的经济实力。而北洋时期的上海在经济基础、人力资源、自然资源、政策法律、社会文化各个投资保障方面具备了良好条件，特别在棉纺织业的投资环境上优势明显。　　 论文第二部分分析了主要的日资纱厂的资本来源与股票名单，认为日资纱厂股票具体持有人基本上以日本财团和日本人为主。对外人开放的股票只占很小比例，无法对企业经营管理产生任何影响。日资纱厂在中国的投资具备强大和稳定的资本能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组建一个企业集团或与相关企业联合，并实行稳健的财务政策并取得较高的利润率。日资纱厂的资本充实，流动资金充足，企业自身运营能力佳，提高了应对经济危机的能力。　　 论文第三部分是对日资纱厂原料采购与产品销售的考察。无论是棉花的采购和纱布的生产与销售，日资纱厂得到日本“纵断的组织”的极大助力，保证足够的棉花供应地和市场情报，准确把握中国人民大量需求结实耐用、价格低廉的纱布这一市场特点。而日资纱厂能够在中国人民屡次抵制日货中安然过关的原因就在于日资纱厂联合同属日本各大财阀的棉商、商社、银行与轮船公司等形成的优势。此优势使日资纱厂形成对原棉市场的垄断、以低成本产品主导了中国纱布市场，使它们的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　　 论文第四部分集中分析了日资纱厂的人力资源管理、中国工人的工资待遇及中国工人对日资纱厂管理体制的反应，详细考察了日资纱厂的管理体系及其对中国工人的直接管理制度，分析了在日本大力推行侵华政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工人对日资纱厂直接管理中的粗暴行为的抗争。但从整体上看日本的直接管理体制还是取得了很大成功。　　 论文第五部分分别从八个关键指标对比分析了中日纱厂间的差距，并以中资纱厂与日资纱厂的典型企业为代表剖析了各自的优势。通过中日纱厂在1923年中国纱厂危机中的表现讨论了日资纱厂的巨大竞争优势和中资纱厂受到过度竞争损害的原因。　　 结论部分总结了日资纱厂在北洋时期的发展、1937年达到发展的高峰并在战争中大量以“委任经营”的方式侵占中资纱厂资产。在此基础上提出，以日资纱厂为代表的日本对华投资在外部经营环境与企业自身素质(包括资本运营、经营管理、生产效率及技术设备)方面确实具备对中国本土企业的相对优势，在对中国民族资本企业形成竞争损害的同时也对中资纱厂的发展与当代中国的对外投资具有相当大的正面示范与借鉴意义。日资纱厂随着日本对中国政治军事侵略的步步加深，沉重打击并直接阻遏了中国棉纺织业的发展，构成了日本侵略中国的经济基础。从经济合理到侵略，是一个变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