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公有领域首次被作为法律概念使用以来已有两百多年,从整体而言,学术界、实务界能够逐渐认可专利法中的公有领域也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公有领域在我国专利法中还是一个较为抽象的概念,指的是不特定的任何人都能够自由使用其中的智力信息的知识域地。公有领域得到广泛关注源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专利权的扩张。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专利权进行一定程度的扩张是合理的,但是如今其扩张表现尤为剧烈,可专利主题范围不断扩大,诸如人工智能生成物、基因编辑技术的可专利性讨论冲击着现有的专利制度,且顺应知识产权强保护的时代潮流,公有领域无疑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侵占;另一个方面来说,美国拜登政府出于全球公共健康的考量,在2021年宣布支持新冠疫苗专利权的豁免,各国在疫情影响下也展开药品研发和专利竞赛,这使得沉寂许久的专利强制许可制度成为国际焦点,有关专利法中公有领域界定的问题在国际交往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合理界定专利法中的公有领域利于实现专利法中的利益平衡,兼顾专利权人的利益与社会公众利益,鼓励发明创新的同时为社会公众乃至潜在的发明人保有足够富足的、可以自由使用的“共有”知识,能够维持社会发展秩序,实现人类文明的可持续性发展。因此,有必要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实践,借鉴域外各国立法经验,对我国专利法中的公有领域界定问题展开研究。追根溯源,罗马法中有关“公有物”的讨论是可作为专利法中的公有领域界定的立法源流。美国专利法产生较早,对公有领域界定和相关概念反应灵敏、适时调整,是国际社会中公有领域保护的先锋;印度仅用一百余年就能够借助专利法律制度使得本国的高新技术产业、仿制药领域位于国际前列,且能够在国际条约中“闪转腾挪”、坚持自我,结合国家实际情况调整专利法使之符合本国的最大利益,对于同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来讲值得学习与借鉴。结合实践,本文认为实有必要挖掘出当前我国专利法中的公有领域界定存在困难的原因,不仅在于缺乏宏观指导和基本原则的确立,更在于专利法中公有领域的动态性,以及公有领域立法活动的滞后性、司法实践的主观性以及专利行政机关的职责划分不清晰,以此清晰专利法中公有领域界定的路径。首先应明确专利法中公有领域界定的宪法规范依据,明确共有领域保留为专利法的基本原则,其次立法上应缩限专利的客体范围并提高授权标准,司法裁决中坚持法定主义原则,最后应科学划分专利行政部门的职责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