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一代,对于乡试的展期和补行在制度上有着明文规定,即无论是展期还是增科都必须向皇帝请旨,援例进行。但是,在咸同时期贵州的乡试停考和补行都有着自己的一些特点。咸同时期贵州因民族起义导致乡试停科六次,咸丰朝四次,同治朝两次,所停科次均在同治朝完成补行。以《钦定科场条例》等史料为研究素材,分别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整理研究:第一章,简要分析咸同时期乡试停考的原因,分别从财政经济、社会治安以及团练的兴起等三反面,分析岁、科试以及乡试大规模、长时间停考的背景。财政经济上的原因是在军事优先的背景下,相应的文教支出也减少,普遍性的贫困又使得远途赴考成为沉重的负担;社会治安的下降导致学政不能按临,同时也增加了学子赴考的危险性;团练的兴起导致了地方军事化加深,地方士绅作为团练的参与者和组织者,团规等制度束缚了学子人身,保卫乡梓成了首要工作。第二章,主要介绍咸同两朝岁、科试停考的概况以及考订咸同两朝贵州所停乡试场次。对两朝内贵州岁、科试停考区域进行统计。选取了陆仁恺、黎培敬两位学政任期内的岁、科停考状况作为案例,结合当时军事情况,论述乡试停考与时局的变化。第三章,通过对咸同时期乡试所录举人的籍贯进行数据分析,探究其所呈现出来的地理分布差异。停考以前所录举人籍贯大致分布于“四人才中心”,补行三次所录举人中,前两次举人的地理分布多集中在省垣及其附近地区。最后一次补行,在政策调整后明显照顾了偏远地区及新收复地区。最后简要论述了乡试补行对于社会稳定、贵州教育发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