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卢旺达议会中妇女占比高达64%,成为世界范围内议会中妇女代表性最高的国家。1994年,卢旺达国内发生史无前例的种族大屠杀,妇女主动承担起了国家重建、民族和解的重任,完成了从"战争受害者"到"和平推动者"的身份转变。1994年至2003年的国家政治民主化转型阶段,妇女运动高潮迭起,成为内战后和平进程中的一支中坚力量,这也为妇女参与政治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与平台。2003年,卢旺达爱国阵线成立新政府,颁布新宪法,实施性别配额制,规定议会中必须为妇女保留30%的席位。在此次选举中,下议院妇女占比达到48%。与此同时,也有不少质疑该现象的声音:妇女在议会中的高代表性是否能带来更多有利于妇女权益的法案与政策?这也是"临界规模"理论(critical mass theory)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该理论认为,妇女一旦到达立法机构的临界点(critical point),利于妇女利益相关法案的通过与实施就更为容易。在政治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之上,大部分学者对于议会中妇女的代表性数量之高,是否会影响妇女议员的实质性代表,即妇女议员是否会代表妇女,例如推出更多有利于妇女权益的法案、改善妇女的生活现状、改变议会中的法案议程等,并没有统一的结论。围绕这一问题,本文从临界规模理论出发,选择卢旺达为案例,研究该国妇女在议会中的代表性问题。第一章明确地定义了代表性与妇女代表性的概念,提出本文的分析框架为临界规模理论。第二章首先爬梳了卢旺达议会中妇女在1994年大屠杀之前,1994年至2003年国家政治转型阶段和2003年颁发新宪法之后这三个阶段的发展轨迹;然后总结分析了卢旺达议会中妇女高代表性的特点:社会转型的催化,妇女运动的推动,性别配额制的保证和卢旺达爱国阵线党的支持。第三章在临界规模理论的分析框架下,继续探究了妇女在议会中的实质性代表,即在过程和结果两个方面取得的有利于妇女权益的各项成果。第四章主要讨论了本文的发现,即卢旺达议会中妇女的高代表性确实推动了妇女利益相关法案的推出与实施,改善了妇女的整体发展水平。这印证了临界规模理论的核心倡议,即代表性的数量对改变妇女的社会地位是有作用的。但其实质性代表同时也面临"授权效应"、"标签效应"、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落后的局限性,以及该国行政机构权力过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