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中英是“第三代现代新儒家”中的一员主将，面对当代东西方文化交汇融合的时代潮流，他以比前辈更开阔的视野，更强烈的现实感寻求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点，力图在“世界哲学”的背景下以“本体诠释学”为方法论基础推进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从“本体诠释学”出发，他把中国哲学解读为“内在的人文主义”、“具体的理性主义”、“生机的自然主义”、“自我修养的实效主义”四大特征。在他看来，哲学虽然是“生命的学问”，但它不能只是专注于人的德性修养(价值)的一面，也应该把理性宇宙(知识)的一面发挥出来，故必须用知识开拓价值，用价值开拓知识，使之“知志互照”、“主客交融”。这是肯定生命的整体的内涵的表现。因此，他引《中庸》之语“合外内之道，故时措之宜”来表达他对中国哲学的理解与定位，意在强调“合外内之道”的中国哲学是可以合时代之宜的。在这一基础上，成中英梳理出人性道德发展的三阶段论：即以天、命为概念背景的人——个人的客体化；在与社会互动中的自我发现——自我的主体化；在天人一体背景下人的宇宙定位——主体性本体的自我实现。这就是通过尽心、知性达到知天，实现天人合德的境界了。 成中英对中国哲学的重建工作走的是“先求理解西方，再回头重建传统”的路线。尽管他在发掘古代传统、融会中西文化、重建中国哲学方面做了很多有意义的工作，但在古今中外的时空交会中，仍有许多值得进一步深究的问题，我们认为它可以归纳为三重追问：即“合外内之道”何以成立？“合古今之道”何以可能？“合中西之道”何以实现？而更重要的是，不管是阐发“生命的学问”还是重建中国的哲学，都不能脱离当代中国的现实性，也不能无视“合中马之道”的必要性。而这一点正是作为当代新儒家的成中英所无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