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放到环境中的有害挥发性有机污染物（VOCs）通过皮肤吸收、食物摄取和呼吸吸入等方式进入人体,威胁人体健康。其中呼吸吸入是主要的暴露途径。传统的健康风险评估方法主要采用公式模型结合暴露时间和暴露浓度等参数计算来进行评估,而实际上由沉积在人体的挥发性有机物对人体产生危害。因此,本文计算挥发性有机物的呼吸沉积率为呼吸暴露风险评估提供更准确参考。对于挥发性有机物的呼吸沉积率,环境浓度、物质性质等因素影响人体吸入挥发性有机物沉积率,但生理因素对吸入挥发性有机物沉积率的影响尚待具体探究。通过非暴露人群和暴露人群的对比,从人体呼吸功能和呼出气体组分变化角度,探究挥发性有机物呼吸暴露健康风险。因此,本研究根据上述问题选择广州市某高校120人作为非暴露人群,广东省有电子垃圾拆解区域的某镇120人作为暴露人群。采用质子传递飞行时间质谱测定人体吸入呼出的挥发性有机物的组成和浓度。使用肺功能仪测定人体的常规肺功能。探究采样时间、呼吸方式、性别、年龄、BMI、常规肺功能参数对非暴露人群吸入挥发性有机物沉积率的影响。计算暴露人体吸入挥发性有机物的沉积率,对比暴露人群和非暴露人群的呼出挥发性有机物的组成和浓度,对比分析暴露人群和非暴露人群人体的常规肺功能参数,评估挥发性有机物呼吸暴露的健康风险。本论文的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首先,为了探究呼吸方式对人体吸入挥发性有机物沉积率的影响,我们搭建了呼出气体采集装置。该装置主体由缓冲气袋外加保温箱组成,外接三通阀用于控制进样和冲洗,适配一次性吹嘴和面罩满足探究呼吸方式的实验要求。（2）进一步,我们邀请了广州市某高校2名健康男生和2名健康女生作为非暴露人群志愿者,对比分析了他们在早饭、午饭和晚饭前后6个时间点,采用鼻吸鼻呼、鼻吸口呼和口吸口呼3种呼吸方式,得到典型挥发性有机物的呼吸沉积率的差异性。结果显示,呼吸方式及采样时间不会影响挥发性有机物在人体呼吸系统的沉积率。在此基础上,我们邀请了广州市某高校120位非暴露志愿者,采用鼻吸口呼呼吸方式,在任何时段呼出气体中典型挥发性有机物如CH₂O,CH₅N,C₂H₅O,C₂H₄O₂,C₃H₈O,C₆H₆,C₇H₈,C₈H₈和C₈H₁₀等的特征,并对比分析了这120位非暴露人群的不同性别、年龄和身体质量指数（BMI）的所选挥发性有机物呼吸沉积率的差异性。结果表明,120位非暴露人群测得的典型挥发性有机物的沉积量和吸入浓度满足线性回归,所选物质在人体呼吸系统有不同比例的沉积。性别和BMI不影响所选择的典型挥发性有机物的沉积率,但是年龄影响CH₂O,CH₅N和C₂H₄O₂的沉积率。肺功能参数和CH₂O,CH₅N,C₂H₆O和C₈H₁₀的呼吸沉积率成正相关。（3）另外,我们邀请了广东省有电子垃圾拆解区域的某镇的暴露人群120位,分析得到35种暴露人群吸入的VOCs呼吸沉积率。与前面实验中非暴露人群的呼吸沉积率进行对比,发现其中6种挥发性有机物包括:C₂H₄O₂,C₃H₈O,C₆H₆,C₇H₈,C₈H₈和C₈H₁₀不满足回归分析,表明经过前期电子垃圾拆解环境的呼吸暴露后,在较为清洁的办公室内表现为呼出。对比分析43例暴露区域受试者和120例非暴露区域受试者的常规肺功能参数,发现暴露区受试者的FEV1、FVC、MMEF、MVV和VT均低于非暴露人群,表明该暴露地区人群经过长期VOCs呼吸暴露肺功能有一定程度的降低。综上所述,本研究说明,挥发性有机物呼吸沉积率会受到呼吸方式、年龄和常规肺功能参数等生理因素的影响,对具有相应生理特征的敏感人群保护具有重要意义。此外,正是由于这种个体差异的存在,在实际进行人体暴露风险评估时,采用呼吸沉积率更为科学准确。暴露人群经过职业环境呼吸暴露后,对比非暴露人群,肺功能下降,呼出气体组分浓度发生改变。从肺功能和呼出气体组分浓度变化角度评估挥发性有机物呼吸暴露风险,建立呼吸暴露、肺功能损伤和呼出气体组成浓度变化之间的联系,有助于推进人体健康保护预警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