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项研究以中国社会呈现出的“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趋向与三亚回族表现出的“社会团结”(social solidarity)之间的关系为理论背景，通过对三亚回族的时空观念与社会实践的民族志写作，展示出三亚回族“集体意识”(collective consciousness)的被建构性(structured structure)与建构性(structuringstructure)及其社会意义。　　为了具体阐释三亚回族的集体意识被建构的过程，本项研究将三亚回族的时空观念和实践活动分为“关于历史的”、“关于宗教的”、“关于国家的”、“关于市场的”四个面向。关于自身族源的历史记忆既是三亚回族在具体社会情景中彰显群体特殊性的一种表达，也是以集体意识实现社会团结的实践手段;宗教集体意识跨越了族群边界，符合三亚回族以宗教实践实现内部团结的需要;以集体面对国家的实践行动逻辑，使三亚回族作为一个整体的集体意识更加顽强;市场竞争的经验使三亚回族认识到个人力量的脆弱，三亚回族社会的集体意识也在外在压力下变得更加强烈。　　当集体意识被明确的建构起来，三亚回族就拥有了消解当代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趋向中个人与社会紧张关系的能力。这一能力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三亚回族明确了自己族群在多元一体的民族国家中的定位。尽管明确了解自己历史与语言的相对于中国其他地区回族的特殊性，但三亚回族并没有以此为理由质疑自己作为中国回族的身份，相反，他们通过对自己文化特殊性的展演，不断强化着自己作为中国回族的身份认同，从而消解了文化认同与政治身份认同之间的藩篱。　　第二，三亚回族寻找到应对社会转型的集体策略。三亚回族行动逻辑的核心就是以结成社会集体的方式参与社会资源的分配。对于三亚回族来说，个人经济生活条件的改善固然是人生的主要目标，但实现群体的团结则是个人谋求发展的手段，因而三亚回族在实践中自觉选择以集体的形式表达自己的发展诉求。　　第三、三亚回族建构起指导个体行动的文化图示。三亚回族围绕自己的伊斯兰宗教信仰，建构起应对外部世界剧烈的变迁的集体意识。正是在社会实践与文化解读的一来一往、互进互退的过程中，三亚回族的集体意识得以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中万变不离其宗。　　通过集体意识的建构与被建构，三亚回族的个体在当下中国社会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产生的不解和无奈，都可以回归到集体中寻求答案和获得慰藉。这使得三亚回族的个案研究具有更深层次的理论蕴含:人类有能力凭借“文化根基”建构起对应现代社会的应对机制，而不是在时代变迁的洪流中随波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