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扶贫工作的开展。然而绝对水平上的提升并没有消除相对贫困的现象。有学者发现我国代际流动水平不高,存在阶级固化的问题。与此同时,国家生育政策不断变宽,两会的生育议案相较往年明显增多,背后反映出人民生育意愿冷淡。人民生育意愿的改变离不开社会结构的变迁,生育意愿冷淡背后是否与社会的代际流动性有关,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因此,本文尝试探究代际流动对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关系,从个体层面和区域层面两方面探究代际流动对生育意愿是否有显著性影响,并进一步探究生育意愿影响机制。本文首先分析了居民生育意愿以及代际流动的现状和近年来发展趋势。其次,从个人层面的角度以收入、教育、职业代际流动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分析代际流动对居民生育意愿是否存在显著影响。第一步:选择PSM模型分析向上代际流动对生育意愿平均处理效应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第二步:利用三个核心解释变量构造Ordered Probit模型。再次,从区域层面分析代际流动对生育意愿影响。第一步:构造各省份代际流动弹性系数以此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并补充省份相关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最后,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人力资本投入和社会公平感两个因素是否能作为部分中介效应显著影响居民生育意愿。研究得出以下结论:PSM模型研究发现,收入向上代际流动和职业向上代际流动对居民生育意愿平均处理效应具有显著差异;Ordered probit模型结果表明,在代际流动对中国居民生育意愿影响中,收入代际流动、职业代际流动对中国居民生育意愿影响显著为正,教育代际流动对中国居民生育意愿影响不显著。在区域层面对代际流动与生育意愿影响分析,认为区域代际流动与居民生育意愿存在倒“U”型关系,即存在一个拐点,在拐点之前,居民生育意愿随着区域代际流动增加而增加,在拐点之后相反。异质性分析发现,区域代际流动性对居民生育意愿影响存在收入异质性和地区异质性。从地区分组来看,认为东部地区区域代际流动与生育意愿呈倒“U”型关系,非东部地区代际流动越高生育意愿越高。从收入分组来看,高收入和低收入人群代际流动性呈现倒“U”型现状。中等收入人群代际流动性呈现正“U”型现状。中介效应模型研究表明,收入代际流动可以通过降低人力资本投入和提高社会公平感从而提升居民生育意愿,职业代际流动可以通过增加社会公平感而提高居民生育意愿,区域代际流动可以通过增加社会公平感而提高居民生育意愿。最后对主要研究结论进行总结,提出建议,并指出不足以及对未来研究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