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结合公共投资的一般理论，通过研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长期呈现的投资主导的状况，把公共投资从总投资中独立出来，考察公共投资的结构、规模、效应和体制等问题，着重研究公共投资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机理，回答中国公共投资的结构是否合理、规模是否合适、效果是否令人满意、体制是否完善等问题，这对于保证宏观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稳定运行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影响公共投资的主要因素包括：财政预算约束和配置比例、私人投资能力、经济增长目标、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城乡经济结构调整需要。2、公共投资随着不同经济发展阶段表现出不同的最优规模。第一，在短期内，其最优规模与社会总成本曲线(TSC)的斜率有关；长期中，其最优规模与社会总成本曲线(TSC)和社会总收益曲线(TSB)都有关系。第二，各国公共投资最优规模不同源于经济发展状况和公共投资范围的差别。第三，“公共投资供给曲线”是所有最优规模点的集合，对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具有指导和借鉴作用。第四，运用巴罗模型的生产函数法，本文估计出我国1981-2007年的公共投资合理规模是15．26％。3、本文选取中国1981-2007年公共投资数据验证了我国公共投资结构变动和优化的趋势符合“从一般性投资向战略性投资转变、从基础性领域向前瞻性领域转变、从简单维持经济高增长率向突破经济发展瓶颈的目标转变”的一般规律。新中国经济发展60年来，公共投资结构经历了“高度单一、逐步改革、局部调整、全面优化”四个阶段。4、本文探讨了中国公共投资产出效应、人力资本投资和科技研发投资产出效应，发现：第一，我国公共投资外部环境和内在体制导致微观主体对公共投资的吸收能力偏弱，所以公共投资产出效应、人力资本投资和科技研发投资产出效应均表现为不显著；第二，公共投资对私人资本“挤出”效应严重，对经济贡献率不大；第三，粗放型增长方式在经济中仍然占有主导地位，因此劳动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为明显。5、本文认为，我国公共投资需求导向长期被忽视，相反一直采用的是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供给导向。公共投资整体规模严重不足、结构分配不合理、效应发挥不充分的因素都源于投资体制弊端，体现在：来源上财政拨款重于民间融资；力度上基础设施投资重于人力资本和科技研发投资；程序上政府指令重于科学论证；项目上行政立项重于行政监管；效率上关注眼前重于关注长远；机制上计划操作重于市场运行。因而，有效发挥公共投资对经济运行的长期性、全局性和战略性作用，关键还在于改革现有公共投资体制。当务之急是政府应该界定当前阶段公共投资范围，正确引导公共资本流向，促进经济快速增长；改革当前公共投资体制，建立健全监管体系，保证经济良性运行；明确当前公共投资目标，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支持经济长足发展；提高当前公共投资效率，加快增长方式转变，提升经济整体质量。6、针对当前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建议：第一，要对4万亿资金的实际效果有一个客观和慎重的估计，积极制定配套政策，拉动民间投资，启动国内消费需求。第二，金融危机带来产业链的重新调整机会，造成资产在世界范围内的重组，这对于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是难得的机遇。第三，政府要做好对4万亿投资的引导和监管。第四，政府要以此为契机，深化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正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