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佐良先生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多才多艺,著述等身,成就卓著,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盛誉。本研究的目的,一方面,在于析出和廓清王佐良践行自身翻译主张的翻译风格,另一方面,更在于揭示王佐良的翻译风格和翻译成就在我国翻译理论建设与翻译实践发展,特别是在文学翻译事业中的价值和意义。但遗憾的是,目前学界对王佐良的翻译成就,尤其是对其翻译风格的研究,却仅仅是一些尝试性的浅探,或是感性的零星分析,似乎有失全面性、系统性和科学性。有鉴于此,本研究在全面综述王佐良翻译思想和翻译实践基础上,以翻译的基本属性、文本类型理论和风格标记理论为理论基础,结合诗歌、散文和戏剧的文体特征及其翻译特点,并以王佐良的诗歌、散文和剧本译作为依据,采用对比分析、定性定量分析等方法,对王佐良的翻译风格进行较为深入、细致、系统的分析研究。第一章是绪论。论文首先对风格和翻译风格的内涵进行了探析,认为风格可包含三方面内容:一是作品的题材和体裁以及作家对它们的处理手法;二是作家文章的风采(即作家的文笔,如清新、华丽、细腻或者粗犷等)和作品的基调(即指作家表达手法的一致性,如严肃、欢乐、沉闷或者悲哀等);三是作家驾驭语言的本领,遣词造句的特色,作家对语言的习惯用法、句型结构的特点以及贯穿作品始终的作家自己的语言“个性”等。据此,论文指出,翻译风格,又称“译文风格”(有时亦指“译者风格”),是指译者在翻译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艺术特色和创作个性,具体体现为译者选择题材的口味、所遵循的翻译标准、采用的翻译方法以及译文语言的表现手法等特点。翻译风格是由译者的翻译观、创作个性、艺术偏好和语言习惯所决定,并在翻译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不同的译者,由于其翻译标准和方法不同,都会产生不同的翻译风格。即使翻译标准和方法相同,译者遣词造句的习惯也会有很大差别。因此,翻译风格应具备两个不容或缺的特性——独异性和一贯性。如果说独异性是风格的质的体现,那么作为量的积聚的一贯性,无疑是质的构成的一个不能没有的前提。因此,译者在保持一贯性的前提下,由于所选择的翻译对象的体裁和题材等丰富多样,其翻译风格似又可呈现为多样性的特点,如诗歌翻译风格、散文翻译风格、小说翻译风格、戏剧翻译风格,等等。此外,本章还对本研究的目的、意义、方法和范围进行了概述。在第二章里,论文首先对王佐良其人其事进行了概述,并指出王佐良是著名教育家、英国文学研究界权威、比较文学研究开创者、卓越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杰出语言学家、出色作家兼诗人,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文艺复兴式”人物。然后对王佐良的翻译思想进行了深入系统地分析探究,通过宏观梳理,首次提出了由文体翻译观、文化翻译观、译诗观、译者观、理论与实践统一观以及新时期翻译观等六大方面构成的王佐良翻译思想体系。此外,王佐良一生译作甚丰,其中以数量可观的经典诗歌和散文为主,也有小说(短篇)和戏剧;既有英译汉,也有汉译英。他的译作语言清新隽永,译艺精湛。特别是他的英诗译作,因为这是他的最爱,所以英诗译作颇丰,所译作品几乎涵盖了密尔顿、彭斯、拜伦、雪莱、蒲柏等一大批英国诗坛有影响力的诗人作品,以及爱尔兰诗人叶芝等人的诗歌。可以说,王佐良为中国的广大读者译介英语文学的大量优秀著作,特别是诗歌和散文,做出了重要贡献。第三章主要回顾了风格翻译论和王佐良翻译研究两部分文献。在对风格翻译论文献综述中,论文认为目前学界主要存有三种倾向性意见:即可译论、不可译论和“顺其自然”论,并分别加以充分细致阐述,据此辩证指出:一方面,原作风格是可译的,另一方面,译作会在所难免地烙上译者一定的艺术特色和创作个性的印记,体现了风格的独异性和一贯性。译者应善于淡化自己的风格,将自己的个性与原作的个性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努力使译文最后统一到作者风格上来。在对王佐良翻译研究现状分析时,论文认为学界主要在四个方面对王佐良的翻译成就做了一些研究:1)价值判断型研究,即从作者个人的直观经验角度对译品进行举例式赏析或多译本对比研究。2)文体特征研究,即以原作的文体特征为基础,研究其在译作中的再现。3)理论应用性研究,即将现代语言学理论(如语用学)检验或应用于译本或译文质量分析。4)翻译思想及其相关研究。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是研究者对王佐良的翻译思想或翻译观进行宏观梳理与分析研究;二是在分析总结王佐良翻译思想或翻译观的基础上,对其翻译实践进行例析,夹“例”夹“析”。从这些研究不难看出目前学界对王佐良的翻译研究尚有三点不足:一是尝试性浅探型,尚待深入;二是感性分析多于理性研究,缺乏理论高度;三是点面结合不够合理,有失系统性和全面性,尤其是对其翻译风格的研究。第四章结合翻译风格研究的特点,开拓性地归纳出翻译的五个基本属性——语言异质性、信息传递性、译者主体性、文本原创性和文体适应性,并为翻译风格的形成、发展和研究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文本类型理论是德国翻译理论家莱斯和英国语言学家、翻译理论家纽马克根据语言功能对文本进行功能划分的理论。莱斯和纽马克的文本功能分类虽有所不同,却也颇具相似性。于是,论文便将两者的文本功能分类通称“文本类型理论”。文本类型理论对翻译风格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莱斯和纽马克提倡从译文功能角度,对不同类型的文本进行分类评价,试图为翻译批评建立一套客观、系统的标准。因此,文本类型不同,翻译原则与策略各异,评判翻译风格的标准也会有所不同,最终都要着眼于译文能否有效实现翻译目的和预期功能。翻译风格研究必须从区分译文功能与原文功能的关系开始,二者如若一致,则可以用文本类型的翻译标准,评价译文是否实现了原文的交际功能;倘若不一致,翻译风格研究就应关注译文风格改变的动机及对目的语文本的影响,要突破对等论标准,根据具体的翻译环境来判断译文是否具有特殊功能。文本类型理论至少为我们正确评判译作提供了一个新的视点,即翻译标准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也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的。文本类型的差异性,决定了翻译风格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刘宓庆的“翻译风格论”认为,风格并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行文气质,而是可以见诸于“形”,表现为风格的符号体系。这种风格的符号体系就是在原文的语言形式上可被译者认识的风格标记。即是说,原作风格是一个标记体系,是可以认识的,认识风格的手段是掌握风格标记体系。要掌握风格标记体系,只凭模糊性术语对原语的形式结构进行分析是很不够的,还必须重视对语言形式的结构分析。译者只有对原文进行结构分析并与非形式标记模糊集合的审美活动相结合,文章的风格才能显现,从而使风格意义成为可知。刘宓庆认为,风格标记体系可分为着眼于音、形变异的“形式标记”和着眼于审美效果的“非形式标记”。翻译风格标记理论不仅适用于译者对原作风格的识别和分析,也可用于人们认识和分析译作风格以及比较分析原作与译作风格之异同。有了风格标记,就可对译本风格进行更明确、更有理据的分析。第五章是关于王佐良诗歌翻译风格的研究。诗歌是特殊的文学样式,是诗人的思想与文字在作品及其形式中完全天然融合的产物。诗歌一般应具有五方面明显的文体特征:1)鲜明的音乐性;2)丰富的想象力; 3)含蓄多解的诗意;4)别具一格的语言美; 5)具体可感的意象美。鉴于此,论文认为诗歌翻译是文学翻译的难点。似乎可以说,诗歌翻译的特点尽在一个“难”字上,即1)形式:难以保全;2)诗意:难在尽传;3)诗风:难以再现。然而,译诗虽难,但译诗者仍然有所作为。译诗者只要在尊重翻译客体的前提下,以“尽量缩短与原诗的距离”为目标,充分发挥译者主体的创造力,定能有所作为。古今中外经久不衰且日趋繁荣的诗歌翻译事业以及大量的优秀诗歌译作问世(包括王佐良的大量诗歌译作问世),就是有力的明证。王佐良一生爱诗。他写诗、研究诗、编诗选、写诗论,还译诗。译诗是他翻译工作中的“最爱”,也做得最多,做得最出色。他在翻译实践中很好地实现了自己的诗歌翻译主张——“以诗译诗,诗人译诗”。在诗歌翻译方面,王佐良最为喜爱、最为倾心的当数英国诗歌,译作甚丰,如《彭斯诗选》、《英国诗文选译集》、《苏格兰诗选》。在对《我的爱人象朵红红的玫瑰》和《西风颂》原诗文体进行分析后,论文通过多译本比较,运用定量统计和定性分析方法,对王佐良和他人译诗做出了细致比较分析。研究发现,王佐良译诗与原诗节奏韵律相仿,内容忠实,风格相近,语言清新,处理巧妙。这正如他所提倡的“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他的诗歌翻译实践很好地实现了由他本人提出的“以诗译诗,诗人译诗”的诗歌翻译主张。在第六章,论文首先阐述了散文的五大文体特征:1)表述视角主体化;2)话语品格个性化;3)话语结构情境化;4)表述策略虚幻化;5)语言表达审美化。据此认为,散文翻译似应把握三个特点:1)把握整体风格,再现风格美;2)置身原作情境,重构内容美;3)讲究用辞措句,再现形式美。然后对《谈读书》和《射手》原文文体进行分析,并通过多译本比较,运用定量统计和定性分析方法,对王佐良和其他译文做出了细致比较分析。研究发现,王佐良无论在理解原文的深度上,在辞章的运筹上,还是在传情达意的准确度上,都无不显示出过人的功夫。他的译文措词得体,简练精确;行文流畅,脉络清晰。他文体意识强,语言驾驭自如,译文忠实巧妙,不温不火,恰到好处。他的散文译作不仅“忠实”地传递了原文的思想内容,还“巧妙”地再现了原文的风格特征和美学价值。第七章是关于王佐良戏剧翻译风格的研究。戏剧的文体特征是由戏剧的两个显著特点决定的。特点之一是戏剧在展开情节、塑造人物、表达思想等方面主要依靠对白(即台词);特点之二是对白写出来首先或主要是让人们朗读的(小说、散文等文学样式通常是被人默读的)。冯庆华将戏剧的语言风格,较为全面地概括为“注重诗意”、“讲究修辞”、“还原真实”和“突出个性”等四大特点。戏剧艺术的舞台性决定了戏剧翻译的一个显著特点:译者应尽量再现戏剧原作的舞台口语化风格,即台词的诗意化、艺术化、生活化和性格化特征。要再现这些特征,译者不仅要忠实于原作者,更应考虑到功能对等,即让受众从译语获得如同原语同样的反应。为此,论文认为戏剧翻译似乎应特别注意四点:1)尽量为受众着想;2)应突出视听效果;3)语言须通俗易懂;4)译本宜实现无注。《雷雨》是曹禺的处女作和成名作,是中国现代最著名的剧本之一。由于《雷雨》的突出艺术成就以及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的显著地位,王佐良于1958年翻译并出版了《雷雨》英译本(合作者为巴恩斯)。本章以风格标记理论为框架,对照原作,结合戏剧的文体特征,从形式标记和非形式标记两大方面对《雷雨》的翻译风格加以探析。通过分析发现,英译本的整体风格可概括为:紧扣原作情节,不失原作之曲折生动、紧张激荡;语言朴实晓畅、灵活自然、简洁含蓄,成功地再现了戏剧语言口语化、性格化和诗剧化之特点;准确把握人物内心世界和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十分有效地“还原”了原作的思想感情和艺术审美效果。即是说,王佐良忠实而巧妙地传达了原作的风格标记系统。第八章对王佐良的翻译风格作了概述,并论及本研究的价值、局限性、发展空间等问题。论文指出,王佐良总体翻译风格是“忠实达意,巧妙灵活”。“忠实”是其“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等翻译主张在翻译实践中的最直接体现;“达意”是他践行“译语要活跃、清新”、“译文要讲究文体适合性”、“译语要体现社会场合适合性”等一系列翻译主张的结果;“巧妙灵活”则有效地反映了他所倡导和强调的译者翻译方法——因作者而异,因作品而异,因接受者而异。本研究对翻译研究不乏启示。其一,翻译理论和实践是翻译学科建设和发展不可或缺的两个重要内涵。学科发展需要辩证的科学态度,只有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才能有效推动翻译学科走上健康、快速的发展之路。其二,王佐良的许多佳译,一般都有其之所以产生的三个背景条件:一是原作都是绝好文章;二是他自己喜欢;三是出于学术研究需要。因此,译者若想译出佳作,除了选材之外,更为重要的因素恐怕就是译者从事翻译背后的动机或意图。其三,一个人如果要真正做好文学翻译,成为一名优秀的翻译家,他本人最好也是位优秀的作家或者诗人。只要他是位优秀作家或者诗人,他就有可能做到透彻理解并巧妙表达原作意义,译诗象诗,译散文是散文,既能传出原作风格,又不失灵活变通。最后,论文指出在本研究基础上,今后还可从理论上对王佐良的翻译思想体系以及翻译实践做出更加深入、更为全面的研究。此外,如能对译本对比的内涵、原则、方法、意义等做出进一步理性梳理和宏观描述,恐怕就是对译界展望中的“译文对比学”的理论构建所作的积极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