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于西方社区治理中政社关系相对分离、社区自治水平高质量发展的治理特点。中国社区治理经历从国家治理到社会治理再到社区治理逐渐下移的渐进过程。带有很鲜明的政府一元主导的社区治理的特点,中国治理明显存在政府背后推动的痕迹。中国的社区组织长期以来呈现发展进程缓慢且独立性不强的特点,还需要政府通过外部赋权的方式培育其不断成长,助力其承担社区治理的重任。基于上述特点,本文提出政府顶层制度赋形层面的形式在场、技术赋能行动在场与环境赋权结果在场下的社区组织赋权。社区组织赋权作为当前基层社区组织培育中的重要手段,其在政府在场的条件下是如何一步步实现的,赋权的主要内容、方式、手段及其面临的困难与挑战又是什么?本文以F街道“一站式”社区社会组织培育项目案例为案例,集中回答了政府在场的社区组织赋权何以可能的问题。更进一步地思考在社区组织培育项目中,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外部赋权与组织权能获得之间的复杂关联。研究发现,社区组织赋权可以分为组织内部的自我赋权和政府在场的外部赋权两部分。社区组织的发展基础薄弱、组织架构不合理、无专职人员配备等问题,使得社区组织内部发展混乱且无序。因此社区组织的内部赋权尚未成熟,现阶段需要外部赋权来提升社区组织的治理能力,优化社区组织内部结构,营造公益氛围。而外部赋权主要来源于政府在场的制度赋形、技术赋能、环境赋权来实现。本文以社区赋权理论为基础,分析F街道社区社会组织培育项目中政府在场的社区组织赋权何以可能。政府在场的社区组织赋权需要借助第三方专业机构的力量进行实践,在政府和社区组织之间充当“缓冲带”的作用,在社区治理中形成一种“双向互嵌”的组织培育模式。一方面是政府与第三方专业机构的互嵌,共同致力于社区组织的培育,另一方面是第三方专业机构与社区组织的互嵌,聚焦组织结构的改变以及组织能力的提升。F街道社区组织培育带有很强的政府参与特征,使得政府在场“一站式”社区组织赋权成为关键的培育方式。对于政府在场“一站式”是指政府全流程参与组织培育的各环节,对于社区社会组织的“一站式”是指“培力”+“陪伴”的参与式培育。综上,社区组织外部赋权是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的核心,第三方专业机构参与的“双向互嵌”是较为理想的状态。要实现政府在场下社区组织赋权,首先政府要向社区组织释放足够的自治空间,其次通过社区组织层面的制度赋形、技术赋能、环境赋权充分激活社区组织的内在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