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是广为人知、为人设定的,决定人们相互关系的制约性规则,用于抑制人类可能出现的机会主义行为。“限塑令”执行已经十年,存在执行效果不减反增的困境,如今,“限”或“不限”,“禁”或“不禁”都已成为政府要面临的问题,那么政府是否应该向现实困境妥协并就此“改弦易张”呢?全国各地人大代表提出的“禁塑令”有其现实合理性和经济合理性,但是如今在快递、外卖等业务急需塑料制品作为包装的需求下,仅根据存在“执行困境”而改变执行十年的“限速令”,转为制定实施“禁塑令”是否更加背离现实?在习惯、政策和法律存在冲突时,“限”或“不限”,为什么“限”而不减?如何在运用法律激励制度重新规范“限塑”行为主体的行为选择,从中选择最优方案,摆脱“限塑令”执行困境?对上述三方面的问题,论文计划运用法经济学中的实证分析分析与规范分析、“理性主义选择”理论、博弈分析法、法律激励制度、“社会成本-收益”理论作为分析和研究的重点。论文包括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事实与理论梳理,对“限塑令”颁布后及执行现状进行实证分析,引出论文计划研究的三个问题,并对现有学者研究的文献进行梳理;第二部分,是“限塑令”执行窘境,提出“限塑令”执行中行为主体之间责任分担失衡,与社会习惯存在的冲突,运用法经济学中“理性人”、“寻租理论”分析“限塑令”执行窘境;第三部分,运用博弈论与法经济学中的“社会成本-收益“理论,构建消费者之间、销售者之间、生产企业之间、生产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模型,在“理性人”的假设下,每个行为主体均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下行动,论证行为主体之间的行为选择必然导致“限塑令”执行困难的社会现象,引出构建行为人激励机制的;第四部分是继续执行“限塑令”的探索性制度安排,如何继续实施“限塑令”是当下立法机关亟需解决的问题,针对“产权规则、责任规则、行政规则还是刑事责任”之间的平衡进行分析,提出构建对“理性人”选择的激励机制,分别重新规范消费者、销售者的责任承担和规范生产企业的发展,以期运用“法律激励制度”的理论,重新规范行为主体的责任,与“理性人”的选择相适应,使“限塑”摆脱与社会习惯的冲突、“寻租者”增多等问题;第五部分是结语,对论文的一些余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