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异族称“子”现象,广泛见于西周、春秋时期。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周人在征服过程中冠以“子”称的异族被征服者,研究周代异族称“子”现象,对于探索周代人与被征服者的关系及其对异族的管理模式具有重要价值。西周、春秋时期,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家族,血缘关系是主要社会关系,并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异族被征服后,往往利用拟血缘关系将其纳入周人的政治体系,加之征服者也难以从根本上打破被征服异族固有的血缘组织实行直接统治,于是便利用原始社会遗留的收养异姓为子的习俗,将被征服集团吸纳到周人的统治体系中来,被征服者为周王之假“子”,周王则成了名义上的“父”。通过对被征服异族首领的收养与控制,来实现使其族群归附的目的。血缘上的假父子关系,实际上是政治上族与族之间的等级与依附关系,于是将征服者与被征服异族间的统治与役属关系披上了“假氏族血缘”的外衣。征服者依靠族权对被征服者的剥削与奴役,其特点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服役内容的多样性,统治者根据对被征服者控制程度的不同、距离的远近以及特长特产的差异赋职任功,致使职事内容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二是奴役形式的整体性,即征服者对异族被征服称“子”者的奴役建立在族氏整体之上,职事摊派的对象是以拟血缘为纽带的族;三是役属关系的松散性,即因征服者同被征服者实力的消长,而呈现出叛服不定的摇摆状态,这使得双方间的役属关系带有较大的松散性。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战争、迁徙、杂居、家族斗争、设县置郡等多种因素作用下,血缘关系逐渐向地缘关系递嬗,周代异族被征服者称“子”现象也随之衰变,这种衰变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早期族与族之间的收养遗留不复存在,不再以建立构建拟制血亲的方式对被征服者进行羁縻的统治,二是对原先称“子”者的统治与役属形式发生改变,异族之“子”开始向国家“编户齐民”迈进。在这一背景下,周代异族所称之“子”,从表示家族内血缘或拟血缘关系的亲属称谓中脱离出来,逐渐分化为对弱国、依附者之蔑称的等级称谓,战国以降,在一些政治思想家大一统的政治诉求下,将异族称“子”者纳入五等爵范畴,成为“子爵”的重要组成部分,“子”最终转化成为五等爵制中的低级爵位“子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