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变迁的关系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在经济社会领域的一个投影:一方面,社会结构向更高层次演进可以激发经济发展活力,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力量;另一方面,不适宜的社会结构也可能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障碍,制约区域经济发展的持续与稳定。改革开放后至今,我国的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分别经历了两大深刻变革:产业化(industrialization)和城镇化(urbanization)。其中,产业化的崛起和发展成就了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三十余年、五亿多人快速进城的壮举。然而,当我们从“质量”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三十余年的建设发展进程时,时间维度的压缩也使得我国的产业化发展和城镇化建设暴露出诸多问题,集中表现为产业发展低端锁定和城镇化建设扭曲。本文基于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变迁的矛盾运动关系,以扭曲的城镇化建设是造成我国产业发展低端锁定的深层次社会结构原因为主线,将城镇化扭曲投影到城镇化建设动因扭曲——土地城镇化问题、城镇化建设主体扭曲——农民工城镇化问题、城镇化建设功能扭曲——城市病问题三个维度,将产业发展低端锁定拓展至第二产业发展低端锁定——工业化弱质、第三产业发展低端锁定——服务业滞后两个部门,构建“三维度——两部门”分析框架,依次探讨城镇化扭曲造成我国产业发展低端锁定的作用机理、影响效应以及矫正城镇化扭曲实现产业发展低端解锁的可行路径。本文的研究为在更深层次上理解我国的产业发展低端锁定问题找到了一个新的研究思路,即重视社会结构变迁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同时也为我国实现产业发展低端解锁和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找到了兼容并举的实践路径和对策措施。本文研究取得的主要结论包括:(1)界定了城镇化扭曲和产业发展低端锁定的概念内涵,并测度了我国城镇化扭曲水平和产业发展低端锁定水平。本文指出,我国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城市移民在就业转变、居住地转变和身份转变三个方面长期处于不协调状态,称之为城镇化扭曲,具体可以从土地城镇化问题、农民工城镇化问题和城市病问题三个方面进行考察;我国产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规模扩张,而效率提升和结构演进则发展缓慢,呈现出“大而不强”的状态,称之为产业发展低端锁定,具体可以从工业化弱质和服务业滞后两个方面进行考察。2006-2014年间,我国省际间的城镇化扭曲水平总体上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工业化弱质水平总体上呈现出“∽”型趋势,但不同省份之间存在明显的组间差异;1995-2011年间,我国服务业滞后问题同时表现在生产性服务业滞后和生活性服务业滞后两个方面。(2)剖析了城镇化扭曲造成我国产业发展低端锁定的作用机理,并实证分析了城镇化扭曲对工业化弱质和服务业滞后的影响效应。本文指出,①扭曲的城镇化建设可以通过诱惑地方政府干预工业企业发展、增加廉价低技能的劳动力供给、降低工业企业的创新活力来加剧工业化的弱质性,且其影响效应受到人力资本水平、工业产能过剩程度和工业制成品出口规模的调节作用;②在东部地区,城镇化扭曲对工业化弱质产生显著的改善效应,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则产生显著的恶化效应。在县级区划数小于等于50的省份之中,城镇化扭曲对工业化弱质产生改善效应,当县级区划数超过50之后,城镇化扭曲对工业化弱质产生恶化效应;③扭曲的城镇化可以通过扩大土地财政规模、增加廉价低技能劳动力供给、降低城镇创新活力来加剧生产性服务业滞后,通过增加廉价低技能的劳动力供给、抑制城镇消费潜力提升来加剧生活性服务业滞后;④城镇化扭曲对生产性服务业滞后和生活性服务业滞后的影响效应均受到来自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加剧调节作用,而人均GDP对城镇化扭曲的服务业滞后效应的调节作用则不显著。(3)探讨了矫正城镇化扭曲实现我国产业发展低端解锁的路径选择,并检验了解锁路径的有效性。本文指出,①改善地方财税制度可以显著地降低土地城镇化水平,矫正我国的城镇化建设动因扭曲问题。加强对农民工劳动技能和劳动素质的培养,改革户籍管理制度,推动城镇迁移人口与本地居民实现同工同酬和同公共物品消费,可以显著地降低农民工城镇化水平,进而显著地矫正我国城镇化建设主体扭曲问题。完善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和分配,在政府管理方面优化行政管理流程、提升行政管理效率,可以显著地降低城市病水平,进而显著地矫正我国城镇化建设功能扭曲问题;②矫正城镇化建设动因扭曲、主体扭曲和功能扭曲,对于改善我国工业化弱质和服务业滞后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进而可以推动我国产业发展实现低端解锁。最后,本文将国外典型地区推动城镇化健康发展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它山之石”与我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从平衡地方财权事权、严控土地财政规模,培育移民人力资本、消除户籍歧视鸿沟,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公共服务供需等角度,针对我国城镇化扭曲与产业发展低端锁定问题提出了落地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