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译不仅是语言转换行为,也是社会化程度极高的活动,深受政治、外交等社会背景的影响和制约。近年来,口译研究正经历着社会学转向,社会学领域的诸多概念,如场域、资本、惯习、角色等,都能为口译研究提供新的视角。这些研究视角不再拘泥于文本转化,转而聚焦口译活动的社会属性,更加关注口译活动发生的社会背景及后续影响,重视译员作为“人”而非“传声筒”发挥的作用。口译史研究是口译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作为口译活动中核心人物的译员则是口译史研究的一个重点对象。近年来,越来越多学者从社会学视角切入,结合史学研究方法对历史中的口译活动进行挖掘和剖析,用以补充和完善口译史研究,加深对口译这一社会活动的了解。本论文借用社会学中的场域理论,研究1843年至1912年晚清时期上海地区的口译历史。场域理论是布迪厄社会学理论中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分支,其强调历史背景因素对于行为者实践的制约作用,同时也关注行为者实践对于社会环境的反作用。运用场域理论对口译史进行研究,能更好地关注到社会历史背景对口译活动产生的作用以及译员作为人在历史进程中造成的影响。上海是晚清时期中国口译活动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在这一时期,大量外国人来沪经商、传教、居住,新旧势力、中西文化、传统与现代、本地及外来等多种力量在上海角逐较量,大量口译活动应运而生。这些口译活动为当时的中外交流提供了重要保障,在外国入侵、中外不平等的特殊历史背景之下,晚清时期的口译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政治色彩:在许多交涉场合中,口译员的表现直接代表着国家的利益与立场,口译员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这段时期历史的塑造,推动了历史进程。然而,这一阶段的口译员群体及其培养方式和工作表现等历史事实大多隐匿在历史长河中不为人知,学界对其的研究非常零散,未能全面。本论文通过挖掘、整理和分析相关档案、传记、报纸等史料,对晚清上海译员群体进行系统性的梳理与考古,重点关注其来源构成、培养途径和工作表现及其对社会进程的影响和作用,力求让这一译员群体从“隐身”走向“显身”,拓展对口译本质和译员角色的理解,补充和完善中国口译史的书写。本研究结合十九世纪中期至二十世纪初期的历史资料与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晚清时期上海的译员群体进行探索和分析。本研究使用的史料主要包括晚清官修的历史资料、英美国家官修外交资料、近现代史学家编纂的晚清上海史料汇编、私人信件及日记、人物传记、回忆录、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发行的中英文报纸、以及其他相关史料。通过对这些史料的挖掘和分析,力求回答以下五个研究问题:一、晚清时期上海地区的口译场域呈现出什么样貌?二、晚清上海口译场域中有哪些译员?三、这些译员在工作中表现出什么样的的口译惯习?其成因如何?四、为在口译场域中积累资本,中外双方做了哪些努力?有何异同?五、晚清上海的译员群体是如何参与到历史进程中去的?根据现有史料,本文将晚清时期活跃于上海的口译员分为四大类别:露天通事、传教士、晚清上海政府任用的口译员及外国驻上海领事馆的口译员。这四类译员在来源、立场、语言水平和工作表现都各有差异,但他们同时具有身份多样、译员角色隐身的共性特征。在口译资本积累方面,中外双方通过不同的方式培养译员以进行资本积累。晚清上海的译员培养机构主要有三类,即教会学校、官办外语学校和非正规外语学校。这三类机构分属三个不同的场域,其办学者、办学目的、办学方式和办学结果都有所不同。而以英美两国为代表的外方则有着较为完善的译员培养体系,因此在口译资本的积累上占据一定优势。为进一步探究译员的具体表现并对其进行解释,本文对两个具体案例——青浦教案和会审公廨进行了深入探讨和分析。通过研究青浦教案中的口译活动和译员行为,可以清楚地看到译员在晚清外交事件中承担的角色及其对于历史进程可产生的影响。通过对晚清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中的口译活动进行考察,发现中外译员在庭审中由于所处立场、掌握资本的不同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两种样态,而这又反过来影响着中外角力中的权力格局。这再次证明了口译并不是发生在真空中的行为,译员表现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并影响了历史事件的发展轨迹。最后,研究表明,中方及外方场域中对译员的不同认知导致了两种全然不同的译员培养、成长及发展路径,这是中外双方在口译活动中表现不同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这也证实了场域对译员的塑造作用和译员对场域的影响。对晚清上海的口译员群体进行系统性的梳理和研究,既是对晚清口译史的一个有力补充,也能提供另一个看待晚清上海史的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