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是春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管子》一书虽非管仲自著,却比较真实地记录了管仲的思想与言行事迹,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思想价值。《管子》自成体系,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对后世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管子》哲学思想内容庞杂,博大精深,包罗道、法、儒、阴阳家等诸派思想,书中也蕴含着丰富的天道思想。“天道”一词的提出大概在西周末期,一直到春秋时期才成为一个常见的说法。在西周时期,首先是神秘主义的天道观。它是殷周时期天命思想的延续和发展,通过天象变化来体察天命,了解上天的旨意,预言人事的吉凶祸福。后来,这种原始的天道思想逐渐遭到士人的怀疑、批判,古代天道思想发展由此发生了转向。春秋早期,子产的“天道远,人道迩”,将视角从天国转向人间,确立了人在天人关系的主体地位。这种从天道向人道的转化,并不是要舍弃天道,而是注重人的主体地位,发展了天道的自然法则和人文道德方面的意义。《管子》的天道思想在春秋时期天道观念的基础上,破除了天道的神秘性,提出“天道自然”,更强调人们应当效法自然、顺应自然,并明确提出了“天常”、“天道”的概念。天道统摄一切存在及活动之规律,人伦、社会、政治、经济之人道皆从属于天道。在《管子》中,“天道”不但是人的价值本原,又是人行为的终极依据。《管子》的天道思想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涵:一是“明鬼神,祗山川”之神秘天道,它与传统的天神论是一致的。二是“天不变其常,地不变其则”的自然之天道,它又包括了“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顺应自然效法天道,“人与天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利用天道,“人君天地”——在遵循天道的基础上主宰天道等内涵。三是“法天合德,象地无亲”的人文之天道,《管子》强调天道不仅可以应用于自然界,而且可以应用于人类社会。在这些论述当中,对“天道”的内涵有一句精辟的概括:即“天道之数,人心之变。天道之数,至则反,盛而衰。”这也是《管子》天道思想的基本内容,是《管子》通过对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具有往复性的变化运动进行观察总结而得出的。自然界中,日有升落,月有圆缺,四时有循环,草木有枯荣,具有明显的往复性,人类社会的治乱兴衰也表现为一定的规律性。这样以来,《管子》弱化了商周以来的神学观念,由天地之道推论人道,表明“万事之生也,异趣而同归,古今一也”,即万物由“天道”这个规律来支配,最终表明“立政出令用人道,施爵禄用地道,举大事用天道”,把为政治国的思想牢固建立在了关于天道的哲学认识之上。《管子》天道思想的应用,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敬天受命,假神驭民。西周时期的天道观念认为:天是有意志的,是世界的最高主宰。在《管子》中对这种天道观念加以延续并运用于治国的实践之中。在《管子》中除了对天道的敬畏之外,亦巧妙地借之为其施政所用。天道在成就齐恒公富国强兵的霸业方面功不可没,比如“明鬼神”就是“牧民”的重要手段。二是天道自然,务时寄政。《管子》天道观认为整个宇宙是一个有秩序的和谐的统一体,天、地、人以及宇宙万物都是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因此,民心的向背关系到国家的兴亡,“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牧民》),君主必须处理好与人民的关系,由此,《管子》提出了“予之为取”的政治实践原则。此外,“务时寄政”也是《管子》“天道自然”思想的引申。《管子》认为:天地之四时变化不仅影响自然界,也影响人类的活动。君主要行“四时”之政,方不违逆天道。三是君尊臣卑,君臣一体。在《管子》看来,天道与秩序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天道是王权合法性的依据,或者说天道本身就是秩序。这种秩序观念,确立了等级系统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最根本的是君尊臣卑的观念和君臣一体的官僚体制的形成。《形势解》:“主有天道以御其民,则民一心奉其上,故能贵富而久王天下。”在《管子》中,对君臣关系的起源、君臣关系的相互依赖关系、君臣一体的官僚体制做了详细的论证。四是礼法并用,相辅相成。《管子》一书认为:礼法这种等级秩序观念的具体形式,不仅是人之情的产物,也是天道的体现,礼法同样出于天道。《君臣上》:“天有常象,地有常形,人有常礼,一设而不更,此谓三常,兼而一之,人君之道也”。《牧民》中将礼、义、廉、耻称为国之四维,即维护国家秩序的四大纲领,礼与法二者不可或缺。管子还认为道德教化是维护整个社会体系稳定运转的重要机制。总之,本文通过上述论述,尝试说明天道思想是《管子》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管子》从社会现实出发,以务实的态度思考天下国家的政治与生活,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管子》对春秋以来天道思想有所发展,并影响了当时的道家、儒家等派的思想,其中特别影响了荀子。《管子》的天道思想在先秦的天道思想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也为后来的思想家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