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GDP的三驾马车，投资有利于带动经济发展、拉动经济增长，是影响经济的重要变量;从企业微观层面来讲，投资有助于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和企业价值最大化。随着我国经济的日益发展，投资在国民经济和企业生产经营上都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同时，学术界在研究投资问题的时候发现，由于偏离了最优路径，出现了很多非效率投资。一方面，地方政府在四万亿计划的刺激下投资过热导致产能过剩、企业盲目投资偏离主营业务的热门项目，过度投资现象在我国较为普遍;另一方面，环保、高新技术领域等无法短期迅速获得回报的行业又存在着较多的投资不足现象。过度投资使得企业滥用资源，造成极大浪费和资源配置不合理，投资不足又使企业错过好的投资项目，二者都不利于实现企业的价值最大化。　　非效率投资产生的根源在于所有权和控制权两权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下，由于经理人和所有者利益不一致所导致的委托代理冲突。要抑制非效率投资行为，就要解决委托代理冲突，使经理人和股东的利益趋于一致。股权激励作为企业吸引人才、挽留人才、完善经营战略的重要手段，其设计的初衷就是为了解决委托代理问题。在我国，自2005年12月31日证监会出台《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以来，我国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股权激励制度。股权激励开展十年，是否发挥了其应有的激励作用，最终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作为影响企业价值的间接途径，股权激励是如何对公司投资行为产生影响的？具体地，股权激励对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分别有着怎样的影响？本文试图通过研究股权激励与非效率投资的关系来回答上述问题。本文的研究对探讨股权激励的激励效应、如何有效抑制非效率投资行为提供理论和实践意义。　　本文选取2010-201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用Richardson(2006)的投资效率模型计算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并进一步将非效率投资区分为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股权激励的衡量包括股权激励的实施和股权激励强度，实施股权激励的样本公司是从CSMAR数据库中找到样本年度内股权激励计划进度为“实施”的公司，并通过年报或公司公告进行补充和核对;股权激励强度是用“股份支付成本”来衡量，“股份支付成本”是通过手工收集的方式从各年度样本公司的年报附注“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的明细获取。通过设立模型并进行实证回归，检验股权激励的实施以及股权激励强度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并进一步细分对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的影响;同时引入产权性质的调节作用，分析不同产权性质下股权激励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　　本文共有六章内容，内容安排如下:　　第一部分，绪论。介绍了选题的背景和意义，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归纳了全文的写作思路和内容框架，最后指出本文的创新点，对全文有了一个总览。　　第二部分，概念界定和文献综述。明确了股权激励和非效率投资的概念，梳理了股权激励效应、非效率投资成因和股权激励对非效率投资影响的相关文献，对目前的研究现状现在有了一定了解。　　第三部分，理论基础与制度背景。理论基础包括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激励理论，接着在制度背景部分分析了股权激励的发展历程和上市公司投资决策权限制度。　　第四部分，研究设计。首先提出研究假设，根据对理论基础的研究，推测解释变量如何影响非效率投资，并对其关系进行假设，主要假设股权激励与非效率投资的关系，接着考虑产权性质对股权激励与非效率投资关系的影响。接着说明选择的样本及样本数据来源，最后对变量的选择做出具体的阐述，进而构建所需模型。　　第五部分，实证结果与分析。对选取的变量进行描述性分析、检验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关系、运用多元统计回归分析股权激励与非效率投资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最后得出实证结果、与研究假设进行比较并做出合理解释。　　第六部分，结论与建议。通过对实证结果的分析，总结研究的结论，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合理的建议，就文章的局限进行了分析并提出进一步研究方向。　　通过实证验证股权激励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股权激励的实施能有效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且对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主要是通过抑制过度投资而产生，实施股权激励没有显著影响投资不足。可见，实施股权激励能够有效解决委托代理冲突下的非效率投资，但由于处于合约期内的股权激励尚没有行权，股权激励的经理人仍需为了达到行权而努力，私人成本的增加导致股权激励没有缓解投资不足。　　第二，股权激励强度与非效率投资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与过度投资显著负相关，与投资不足无显著性关系。股权激励强度与非效率投资的负相关支持了利益趋同假说，表明股权激励的实施效果在我国有了一定的实质性成效，但实施力度仍不足,需针对具体问题进行相应的制度设计。　　第三，股权激励的实施对非国有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以及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要显著高于国有企业。这证实了我们之前提到的国有企业的股权激励往往带有福利性质，可能是经理人寻租导致;而非国有企业的股权激励更多的是发挥了激励效应。　　第四，股权激励强度对非国有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以及过度投资的负相关关系显著高于国有企业。股权激励作用的发挥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有效，国有企业由于特殊的制度背景，并没有使股权激励真正发挥作用。　　针对结论，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加大股权激励实施力度。股权激励有利于使高管和股东的利益趋于一致，从而使得高管更多地考虑股东利益，注重企业的长期发展。因此有必要将股权激励制度引入公司高管的激励当中，使得高管更好地为企业服务。　　第二，建立经理人市场，促进高管薪酬市场化。建立经理人市场可以提升管理者水平和提升企业业绩，对经理人盲目投资也是一种约束。在经理人自利行为减少、更多地从公司的角度出发之后，才能更加有效发挥股权激励的作用。　　第三，完善国有企业高管任命制。建议国有上市公司适当放开行政任命和管制，使得有才能的管理者能通过市场竞争的形式公平竞聘，才会有自我价值的体现和提升，也才能充分调动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第四，完善股权激励法制建设。虽然股权激励制度从法律法规上逐渐得到认可，但现阶段我国对股权激励的法律管理更多地停留在文件层面和部门规章上，对于股权激励还没有一个非常完善的法律环境。因此建议加强股权激励的相关立法，严厉处罚利用股权激励计划进行内幕操纵和提升股价的行为。　　第五，建立高效率的资本市场。有效的资本市场可以减少内幕交易和股价操纵等行为，从而使得股票价格更加接近于其价值，反映企业真实业绩和管理层能力，从而才能具体地对管理层实施股权激励，只有建立高效的资本市场才能发挥股权激励的积极作用。　　本文的主要贡献点包括:　　第一是在研究股权激励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时，不仅研究了过度投资，还研究了投资不足和整体的非效率投资。本文研究了涉及较少的投资不足，从而验证了股权激励对非投资效率的具体影响，这一影响主要是通过影响了过度投资还是投资不足而实现的。　　第二是在衡量股权激励的时候，不同于大多数学者采用高管持股比例或者股权价值等方式，本文站在合约期内的视角，衡量股权激励是采用“股份支付成本”作为衡量指标，“股份支付成本”一般是在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报告附注中“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下。站在了一个较少人研究的视角上，丰富了股权激励不同阶段的激励效应研究。　　本文的研究局限包括:　　第一，由于股权激励真正开展实施较晚，同时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总体来看数量仍然较少，导致在选取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时样本较少。今后在研究中可以拉长样本选取的期间，从而使得样本量更多。　　第二，没有对股权激励方式进行更深入的探讨，特别是没有深入研究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的激励效应是否不同。现有研究对于限制性股票及其关键要素少有涉及，因此未来研究可以关注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激励效应的具体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