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案卷移送方式先后历经了1979年“案卷移送主义”——1996年“主要证据复印件移送主义”——2012年“案卷移送主义”的“一波三折”式的历史大变革。每次变革的背后都有深刻的历史渊源及法律依据，也伴随着相应的理论进步和诉讼效益。但随着司法改革浪潮的席卷而来，特别是十八届四中全会“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目标的提出，我国刑事案卷移送方式从内涵、外延到价值追求上，都有了新的内容和意义，这使它再次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争议的焦点和重点关注的改革对象。那么，2012年《刑事诉讼法》重新回归1979年“案卷移送主义”的做法，到底是一种理性的司法回归还是无奈的历史倒退？在现有的改革背景下，到底是坚持现有移送方式不动摇，还是乘着改革之风、借着改革之势，对刑事案卷移送方式进行新一轮的脱胎换骨大变革？如果要变革，应当如何建立刑事案卷移送方式，面临的现实障碍又有哪些？这一个个问题都在极大程度上考验着我国现行的刑事案卷移送方式，也是研究案卷移送方式必须面对的首要难题。因此，有必要对刑事案卷移送方式进行一个系统全面的研究。　　通过对刑事案卷移送方式基本概念和特征的介绍，分析刑事案卷移送方式应有的司法作用；通过对不同诉讼模式下，有关国家刑事案卷移送方式的考察，找出各国刑事案卷移送方式的共性；通过对我国刑事案卷移送方式立法演变的分析，找出现行案卷移送方式存在的问题；最后落脚于我国刑事案卷移送方式的改革，即我国应实行“起诉状一本主义”，并且以此为契机，建立独立的公诉审查程序、完善“形式审查制”和完善辩方公诉审查程序中的阅卷权等等，以使我们的改革顺利进行，并且取得应有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