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作为我国北方的重要工商业城市,在制造业领域占有重要位置。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天津市依托原有工业基础,积极发展现代工业,使得工业规模尤其是制造业规模不断扩大。制造业作为天津市支柱产业,其产值增长有力地带动了天津市经济发展。凭借着制造业优势,天津市创造了巨大的经济红利;而另一方面,粗放型的制造业发展模式同样使天津无法避免“资源环境诅咒”,这种模式带来了严重污染排放,使得环境负荷达到极限。进入到二十一世纪,处于重化工业发展阶段的天津市积极响应国家倡导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开始注重生态环境文明建设,以国家环境政策为依据出台了一系列环境规制方案与政策。环境规制作为政府实现环境保护的主要手段,对制造业绿色转型来说既是束缚又是契机。探究天津市环境规制与制造业绿色转型之间的关系,可为政府制定适当环保政策提供依据,以规范当下制造业发展方式,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此,本文在前人相关研究文献上,对环境规制与制造业绿色转型内涵进行了界定,指出环境规制作用于制造绿色转型的理论基础,并从环境成本、技术创新以及FDI多条路径探讨环境规制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机理,以及归纳总结了天津市环境规制现状与制造业绿色转型现状。为了实证研究天津市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转型造成的影响,本文基于1999—2019年天津市数据,构建环境规制指标,并从环境、资源、经济、科技和产业结构多个方面综合构建了天津市制造业绿色转型程度指标,通过采用OLS估计方法实证分析了天津市环境规制对制造绿色转型升级的线性影响和非线性影响。在实证分析时,注意到环境规制和制造业绿色转型间可能会因为双向因果关系引发内生性问题,进而导致估计结果出现偏误的情况,本文进一步采取工具变量法进行2SLS回归分析;最后,本文通过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再次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无论是OLS回归还是2SLS回归,实证结果均表明:天津市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线性影响不显著,但当加入环境规制的平方项后,环境规制的一次项显著为负,二次项显著为正。这说明在初期时,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会抑制天津市制造业绿色转型,而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不断加强直至越过拐点后,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将有利于天津市实现制造业绿色转型。且当前天津市环境规制强度正处于“U”型曲线的底端,这说明当前的环境规制政策效果不佳,为此,天津市政府需进一步加强环境规制的监管力度,提高环境规制的强度,使其越过拐点,以实现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最后,本文进行了总结,依据研究结论提出一些政策建议:科学合理地制定环境规制强度,综合利用多种手段加大规制强度,提升环境规制的监管执行效率;增强天津市制造业科技创新投入力度,鼓励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型制造业企业发展;平衡好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并优化利用外资结构,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以期天津市造业实现绿色转型升级,推动天津市制造业向高质量与绿色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