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企业走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动力日益增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关注。目前对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研究多集中于区位选择领域,而对于制度因素对中国OFDI的影响方面,现有文献依然存在较大争议。本文利用2003-2016年88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结合资源和双边投资协定的调节效应,综合探讨东道国制度因素对中国OFDI的影响,并使用系统GMM方法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体制度质量正向影响中国OFDI;具体而言,中国OFDI倾向于去政治稳定、政府效率高、腐败控制程度高的沿线国家进行投资,但是却避开法治水平高的沿线国家。为探索中国OFDI避开法治水平高的沿线国家的原因,本文进一步检验制度距离对中国OFDI的影响,发现中国OFDI虽然在东道国具有“制度接近优势”,但是并没有使用该优势,反而倾向于去制度距离较大的沿线国家进行投资,制度距离接近并非中国OFDI避开法制水平高的沿线国家的原因。本文继续引入资源与制度质量的交互项,发现资源和制度质量之间存在替代关系,资源型OFDI为了获取低成本的资源放松对沿线国家政治稳定性、监管质量、法治水平和腐败控制程度的要求。为明确如何降低资源型OFDI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临的制度风险,本文还引入双边投资协定和制度质量的交互项,结果显示,在制度质量较差的非OECD“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投资协定与制度质量之间存在替代关系,签订双边投资协定能够弥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质量缺失。最后,本文根据实证结果提出中国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