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西方左翼戏剧是一种发轫于十九世纪末而贯穿于二十世纪绝大部分时期的戏剧潮流,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含义,其兴衰总是联系着作为政治力量的“左翼”及其运动的起落。它不仅包括上世纪2、30年代兴起的无产阶级戏剧;而且还指“二战”以后特别是5、60年代以来兴起的西方社会中反传统文化的戏剧、少数民族戏剧、女性主义戏剧、被压迫者戏剧等等。在地域上,它主要由德国、法国与英美三大阵营构成;在时段上,它分别于30年代和60年代出现过两次高潮,在20世纪西方政治和文化生活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各国的左翼戏剧拥有总体一致的意识形态与美学诉求,又各具特色。前期的德国和英美左翼戏剧尊奉经典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的理论,多采用能够及时介入时事的宣传鼓动形式,反映资本主义的罪恶、工人阶级的苦难和反抗斗争。德国左翼戏剧受表现主义深刻影响;而英美则更多地延续了写实主义传统。后期的法、英美左翼戏剧受所谓“新左派”主张的影响,以现代实验戏剧理论为指导,展现更广泛人群精神的痛苦和获救的渴求。法国左翼戏剧常常在荒诞的方式下展示异化的“存在”;而英美则往往实践着“表演中心论”,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消解戏剧与生活的界限,检验戏剧究竟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介入现实。戏剧的发展离不开理论的指引。从皮斯卡托、布莱希特到博亚尔的戏剧理论大体上涵盖了20世纪西方左翼戏剧在政治意识形态和戏剧美学两方面的根本诉求。皮斯卡托关于“政治剧”的阐述、布莱希特著名的“史诗剧”理论对于整个20世纪西方左翼戏剧来讲可以说是纲领性的;而博亚尔的“被压迫者诗学”则代表了20世纪后半期左翼戏剧理论的最高成就。它们从反叛传统的亚里士多德式的戏剧和“幻觉剧场”出发,以介入社会政治为起点,将观众参与与戏剧的社会政治介入功能紧密联系在一起;并由此突破了传统戏剧学基点,为20世纪西方左翼戏剧独特审美意识形态意义的生成提供了丰厚的理论资源。离开了这些理论的启示和滋养,左翼戏剧的发展与繁荣是不可想象的。西方左翼戏剧采用了自由的、史诗化的戏剧结构和丰富多样的舞台手段,在开放的表演时空中,加强了戏剧艺术的外交流系统和征实惯例,打破了观演界限,利用观众的积极参与将戏剧演出仪式化、狂欢化,并以癫狂和嘲弄的形式将反叛与对抗的观念传递给观众。这种观念通过文化与社群的中介作用,通过所谓“意识形态转换”,传播到整个社会、国家甚至世界的各个角落。它以反叛西方主流戏剧而建构起来,又在否定传统戏剧形式的同时成就了颠覆现存统治秩序与文化霸权的意识形态意义。左翼戏剧运动是现代和后现代主义戏剧运动的一部分,探讨其戏剧美学意义必须在整个思潮中进行。破除幻觉,强调观众的参与以建立新型的观演关系,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戏剧的一个共同的追求;只是不同的流派或理论追求参与所期望达到的目的不一样。左翼戏剧强调参与是为了唤起被压迫人群的觉醒,激起其改造世界的行动,其目的是社会政治的。它们由社会的“介入”导入观众的“参与”,从而获得了戏剧美学上的突破和创新。它们拓展了剧场空间,改变了传统的剧本结构和作用,发现了灵活多变的演出形式,实现了水乳交融的新型观演关系;与现代、后现代主义戏剧一道,建构了一种新的现代戏剧美学。20世纪西方左翼戏剧的灵魂是对现存秩序毫不妥协的反抗精神,是其坚定的革命性。否定、反叛、颠覆是其最本质的特征。这些是它们留给后世的最可贵的精神财富,也是它们推动社会、文化不断前行的力量所在。同时,它还为戏剧艺术的发展留下了另一笔丰厚的遗产,那就是它们在戏剧美学上的创造,对旧的戏剧惯例的突破和对新的戏剧范式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