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制度是知识产权法中一个较大的法律领域。从知识产权的基本功能而言,它是从人的心灵发展出来的广泛词语。专利制度的目的,在于促进有利公众的技术创新,而鼓励并保护对创新的投资,应有利于这一目的的达成。但是,如果专利制度的运作恰与这一目的相违,那就不是吾人所欲的。　　 就像其它多数法律一样,知识产权也经常面临政策与社会目标之间的不一致。专利制度或许不一定是特例,只是作为国家科技政策,乃至长远发展战略所系的一项、一组权利,在确定专利权作为私权的合理性同时,也要对于环绕专利权保护的相关专利法制加以关注,尤其是从宪法、公法与私法并重的法律、司法实务等,以法律论证理论,探讨公法规制的正当性,及其问题之所在,并寻求正确的解决之道,更属迫切。也因此本论文以公法与私法的视角出发,希望探讨专利制度在此两大法域的框架下,应该有的容貌。　　 本文之研究方法主要是以既有的、包括国际法在内的法律规则为前提,在法律规则欠缺的地方,则依比较法,以美国或台湾地区既有的法律规定或适用原则,加以补充,以学说上所谓的法律论证方法,对于专利制度下专利权所涉的相关问题,分析其适合的解释。换句话说,也会兼及法诠释学的方法。　　 其次,专利权只是促进科技进步、技术创新的一个重要权利,它并非国家整体科技发展与否的唯一或全部的解答。然而,专利权却是一种围绕着排他权、规则、财务、信用、社会关系以及所有其它对新创意的相关阻碍等的复杂权利。也因此,公私法的交叉运用,对专利权而言,无宁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毕竟专利权及其所蕴含的双重目的,也就是促进创新、维护经济成长,本来就需要以不同的策略加以推动。专利制度所涉及的,有些本来就在专利权之外,例如国家科技发展政策、经济活动改进等。有些则确实与专利权的应用相关。政府的职能在于确保专利制度下专利权的利益高于其所付出的成本。中国大陆专利法修改条文中,明显的放进更多的行政措施,用以确保专利制度于不墬,同时更切合中国大陆当前发展的实际需要。惟此种在专利法中以非司法手段促进专利权保护的立法例,或许是出于中国大陆现实经济发展的无奈,终非长久之计。美国专利法改革亦兴起行政法之呼声,然而,公法之规制,并不等同以政府行为主动的介入私权的争执,这是过度的放大所谓对专利权的保护的真义,不应予以支持。本论文撷取理论与实务之现况,对中美专利法改革之内容与方向多所分析,期能有助于观念之厘清与作法之导正。　　 更进一步说,即使专利权作为私权的属性无所争议,专利权亦并非不能以公法规制。然而,公法对专利制度的更深层意义或许是:如何更妥善的运用国家的资源,在专利审查、专利授权、专利权限制、专利强制许可、权利维持等过程,切实实践公法要求的明确性、可审查性、救济性,使专利权的应用得到最完善的制度生存空间,与国家相关法制衔接妥适,以确保国家的专利政策于正确的方向。作为公法规制一环的所有以维护专利权之名行使的行政权,如果事实上欠缺更多证据证明确实符合所谓公共政策的目标或原则,则不应该过度放大其作用。相反的,过多的行政管制,只会滞后或阻碍司法对于专利权所含的公共政策目标的反馈,造成中国大陆专利法制的相对落后而已。毕竟过度相信行政管制的作用,正足以导致司法的懈怠或紊乱,显示人们对专利行政管制的不正常依赖。　　 专利制度不是(也不应该是)一座孤岛。专利制度的公私法之辩,不可忽略在创新或知识经济的时代,由于数字化技术的推波助澜,个人更多的接近信息(公开、透明)、弹性多元的选择,也就是所谓使用者导向、公共知识导向的创新,对整体经济发展的帮助,远比政府管制来得重要且关键。这也是各国政府不断以行政奖励措施,在企业投资、研发、市场自由化等方面,设定其政策的优先次序的主要因为。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公共导向的专利制度环境,必然会使专利权之规制,变得愈加严格。同时,专利权也成为各项私权中,与行政法最相关的领域之一。对私人合法财产已获宪法承认、物权法已获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中国大陆而言,对专利制度的理解与专利权的应用,实宜更加审慎,否则,对创新要求甚烈的中国大陆科技、经济发展,难免有适得其反的效应。本文以为,专利制度下专利权的公法视角所欲涵盖的范畴,是在确保健康、教育、劳动与文化生命等基本人权的价值,除此之外的行政管制并非适宜。　　 本文以专利权为财产权之一种为前提,为使专利权的权利界线在各项法律的层级上,得有定分止争之功能,乃尝试从我国既有的公私法并立的法制立场,就专利权的属性、公私法衔接与调整、公私法视角下的专利制度面貌与运用、并以目前正如火如荼进行的中美两国的专利法改革或修法为例,提出看法,希望在我国追求专利权或财产权制度的过程中,得以因为公私法交错运用与调和,使专利制度下专利权的保障与运作,更臻健全,并为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