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强化国家合作关系的外交形式，中日使馆升格一案于1924年业已进行，但因种种原因，直至1935年5月17日始有结果，并随之引发一场与华使馆升格浪潮。时人对此褒贬不一，今人研究亦较为模糊。为加深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日外交走向及其政策认识，本文拟以中日使馆升格一事为研究视角，民国外交档案、时人日记、外交回忆录、近代报刊资料为史料基础，通过研究这一外交事件的历史背景、决策过程及其历史影响，以凸显中日两国的真实思量及近代日本远东政策的变迁，并借以管窥中国外交现代化历程。文章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自清末中日建立近代外交关系以来，两国使馆始终停留在公使馆一级。北京政府时期，虽间有交涉，谋求使馆升格，然终未实现。直至1935年，这一外交悬案始得解决。在很大程度上，这一交涉历程正是中国外交现代化转型阶段的“缩影”。第二部分：日本外务省与南京当局实现使馆升格之真实意图为何？从日本内部来看，日外务省与军部争夺在华外交权是促使日外务省实现与华使馆升格的重要因素；从日本国家利益考虑，改变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华的不利境遇以及国际政经孤立的困境，成为广田弘毅外相上台后需要处理的重要事务。加之苏俄、意大利与华使馆升格一事严重威胁到日本在远东，尤其是在中国的地位。而南京国民政府一方面冀望通过与各国实现互助使馆升格以获得国际绝对承认，藉以提高国家的国际地位；另一方面则希望缓和中日两国日益紧张的国家关系，获取增强自身抵御能力的时间。总而言之，中日使馆升格是两国各取所需的结果。第三部分，中日使馆成功升格对双方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影响了此后中日外交走向。对日本而言，外务省未能阻止军部干涉外交的行径，亦未实现外交独立，反而引起南京当局对外务省的严重不信任，这为此后日本诱降行动的失败埋下伏笔。然而，此举仍表明日本远东外交政策的一大转变，即由先前的追随欧美外交转为独立外交。对南京当局而言,无论此举能否避免两国冲突，利皆大于弊，尤其是接踵而来的与华使馆升格浪潮，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这是前所未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