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批评是翻译“知识谱系”中的重要一环,是联系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的桥梁。传统的翻译批评研究者大多钟情“纠错式”或“赞誉式”的文本批评模式,或聚焦翻译批评理论的宏观建构,而较少关注一定历史时期的翻译批评话语。本文以“十七年”的翻译批评话语为研究对象,采取历史描写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提出系列问题,如:翻译批评的语境是什么?和彼时的文艺政策、翻译政策、政治运动有何关联?谁在批评?和批评者的身份有何关系?如何批评?批评的效果如何?等等。通过上述问题的回答,旨在考察彼时翻译批评话语与时代语境、主流政治话语、批评者身份、翻译文本选择等多重因素的关联。研究发现,在“政治标准第一、文艺标准第二”的文艺政策和“组织化和计划化”的翻译政策的宏观制导下,“十七年”的翻译批评话语呈现出“别样”的特征。其一,批评者（国家领导人、文化官员、专业人士、普通读者）的社会政治身份决定了批评话语的焦点,并形成了“等级化”的批评秩序。其二,翻译批评与政治密切相关,往往游离于翻译文本之外,基本与翻译活动或翻译行为无关,批评的核心是检讨或反思在翻译中的错误,“政治叙事”的痕迹明显。其三,批评话语对异域文本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译者只能在“话语”规约的逼仄空间内译介取得“合法性”的外国文学,如苏联文学、英美“进步”作品、亚非拉国家“革命”作品,等等。对“十七年”翻译批评话语进行系统梳理和归纳,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彼时翻译批评与政治的关系、揭示翻译批评的本质,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拓展翻译批评研究的视野、丰富翻译批评研究的政治、历史、文化语境,更有助于我们探讨翻译批评断代史的研究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