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简称《讲话》)自诞生之日起,就对中国的文艺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拉开了一个时代新的文艺规范和文艺体制的序幕,中国的文化界由此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面目。因此,《讲话》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学界的研究热点。可是进入《讲话》却始终面对着两个难题：一是态度问题；二是方法问题。态度问题其实是关于《讲话》的价值评价问题。过去70年人们对于《讲话》的评价褒贬不一,而肯定／否定的背后其实是中国知识界“左”／“右”两条不同的思想脉络的展开。本文不打算评判两派对《讲话》研究的对错问题,也尽可能规避对《讲话》进行直接的简单的价值判断。本文要做的工作是深入《讲话》的文本内部,看看这种特殊的文艺理论自身是如何展开的,以及带来了何种效果。至于方法问题,其实也是解剖《讲话》的角度问题。在过去的70年中,《讲话》的研究方法和阐释向度不断拓展。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将以启蒙作为启动《讲话》的钥匙,通过对《讲话》所阐述的几个中心概念或范畴——“大众”、“知识分子”、“启蒙”进行知识考古学式的清理,考察这些语词在思想史、文化史中的源流、发展演变、形塑的过程,从而理解《讲话》在启蒙的理论范畴内为启蒙带来怎样的主体、策略和现代性后果。本论文的绪论从毛泽东和萧军的一次对话谈起,大致介绍《讲话》诞生的历史背景,以及历史烙印所产生的文本性质等问题。所论述的背景主要包括：战乱状态下的20世纪40年代；延安时期的文艺界的整体状况；作为文艺政策的《讲话》所勾联起的中国近代历史的许多运动,涉及到共产国际、党内权力斗争、国共对峙、帝国主义侵略、延安整风等各个层面。本文在对历史的宏观把握中把《讲话》作为历史、哲学、文学、政治等多重文本接受,以此为前提来进入关键词的梳理,从而开始《讲话》中的启蒙之旅。一、“大众”。“大众”是《讲话》的理论核心。本文在对“大众”概念的分析中去展示它的含混性、多义性与冲突性,并试图考察这些问题：大众是谁?“大众”在《讲话》中是如何被讲述出来的?《讲话》结束了自“五四”以来新文学关于“大众”的多种不同的想象,运用政治的权力和文学的想象力将“大众”最终指向了工农兵。在对“大众”进行历时的和共时的语词谱系的梳理中可以看到《讲话》对“大众”、“人民”、“群众”等词语的使用是混乱的,可以互相替换的。而这些语词恰恰反映了毛泽东借用了“大众”的集体性、“人民”的政治性和“群众”的民间性来完成延安文艺新的历史主体的塑造。二、“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讲话》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讲话》和延安的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将“知识分子”成功组织进“革命”这个庞大机器中。“知识分子”这一命名的诞生过程也是知识分子被逐步组织进革命叙事的过程。“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是以“智识阶级”的面目出现的。从“智识阶级”到“知识分子”的转变,其实质是一个独立阶级被打散重新赋义的过程。“智识阶级”中只有那些进步的革命的分子才能称为“知识分子”。在赋义的过程中,“知识分子”仰仗革命才能实现道德化、合法化。三、“启蒙”。虽然《讲话》并没有专门论述“启蒙”一词,但启蒙作为一种装置始终内在于《讲话》。以《讲话》为代表的延安式启蒙内含着一种新的启蒙辩证法,即双向启蒙。它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所揭示的启蒙内部的自我确定和自我瓦解。它为启蒙引入了他者,而不是在单向度中进行启蒙的自我循环。它引入了革命、信仰、另一个主体等等,使得启蒙终于落实为一个双重主体互补,理性与激情互动的革命实践过程。《讲话》最终把“知识分子”与“大众”耦合在一起,从而为解决启蒙的危机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方案。在延安留给中国的文艺遗产中,启蒙是以反启蒙的方式展开的。《讲话》的启蒙不止是一种理论,更是一种实践。这实践终于实现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独特却有效的接续,值得今天和未来的人们继续反思与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