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向前发展,随之衍生的网络犯罪概率也随之大踏步式地繁衍起来,与此同时,不断更新的网络犯罪的方式也逐渐演变的更隐蔽并且难以控制,在这样的发展态势之下,采用传统的犯罪罪名已难以有效的控制新型网络犯罪发展趋势,因此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中增设的帮助网络犯罪活动罪,其作为《刑法》第287条之二第一款规定,迅速受到了理论学者以及实务者的关注,主要是基于两点:一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实现了将帮助行为正犯化,与传统的刑法总则共犯理论中的帮助犯相比,其是独立的罪名。二是在司法认定与处罚上,2019年10月最高法、最高检联合发布《关于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是第一部就本罪的主观的“明知”进行解释,并且对入罪标准进一步说明的司法解释,这也对司法实践中适用问题的回应。本文对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的认定与适用问题详细探讨,同时,对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构成要件进行界定,本文主要分为以下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本文的概述。该部分包括了概说以及该罪名的立法性质的界定两个部分。其中,概说主要包括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立法目的以及理论基础等,在阐述了本罪的立法目的过程中,首先考量的是网络社会作为风险社会一部分,其制定实现了对网络犯罪技术帮助行为的规制的有法可依,同时也澄清了刑法学理论上中立帮助行为可罚性的争议,并且对网络犯罪的一般预防理论进行阐述。同时在概述部分还囊括了该罪设立的理论基础,具体包括共犯的从属性与独立性的问题,以及涉及片面共犯,同时该罪名在刑法理论上也存在着较大争议,在该罪名新增之际,有学者认为其性质是帮助行为正犯化,本文笔者认为其应当属于帮助行为正犯化的立法性质界定,并且对其进行评议。第二部分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构成要件。该部分主要包括客观的构成要件和主观的构成要件。对于客观构成要件,主要包含对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主体、行为以及因果关系的探讨。其中,主体可以被归为三类,分别包括“网络接入服务提供者”“网络中介服务提供者”以及“网络存储服务提供者”;其次,行为主要包含了提供技术帮助与提供广告推广和支付结算两类,对于主观构成要件,其中对于“帮助故意”进行探讨,并且对2019年10月的司法解释中的“明知”问题的界定的再探讨,并且提出笔者的思考。第三部分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司法认定。该部分是为司法实践中对本罪的认定问题提供理论基础。在本部分中,将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犯罪形态探讨,包括对是否存在未遂以及既遂的犯罪形态的认定进行界定,同时基于本罪独立成罪后,本罪中的帮助行为与共犯中的帮助行为的区别进行比较,在认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与类似的计算机网络犯罪的比较也有利于更好的掌握本罪的本质,因此,本文将对“情节严重”进行界定,这也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入罪建议,同时对2019年最高法、最高检出台的司法解释的入罪标准进行明确,是对本罪处罚范围明确化。最后,对第三款的“同时构成其它犯罪”进行限制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