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问题的日益严峻,国际碳减排承诺与国内碳减排压力要求我国高质量、高效率地完成碳减排目标。考虑到制造业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所造成的出口贸易规模扩张对总体碳排放的影响,同时鉴于装备制造业“高耗能、高排放”的特征,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出口贸易碳减排迫在眉睫。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装备制造业存在核心零部件与先进技术产品依赖发达国家进口的现象。基于进口技术溢出对碳减排存在影响的特征事实,本文将研究对象定为发达国家中进口占比高、工业技术水平与研发投入均排在世界前列且具有代表性的G7集团,引入增加值考量并建立增加值碳强度指标衡量出口碳排放模式,通过划分不同技术密集度、不同技术吸收能力部门来探讨来源于G7集团的进口技术溢出对我国装备制造业增加值碳强度影响的异质性特征,以期为装备制造业实现“低碳生产”、“低碳出口”的绿色制造目标提供借鉴。鉴于此,本文利用WIOD数据库,从以下几方面展开研究:第一,本文对进口技术溢出、增加值碳强度与技术吸收能力进行概念阐释,并从碳排放强度影响因素研究、进口技术溢出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以及GVC视角下进口技术溢出对碳排放强度的研究三方面层层推进,对现有研究进行梳理、总结与归纳。接下来,本文引入STIRPAT模型来进行理论模型推导,并基于文献综述中各学者的研究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以及竞争效应来分析进口技术溢出对增加值碳强度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构建作用机制分析框架。第二,本文通过LP模型测算进口技术溢出指标,在分析其现状特征时发现:一是我国装备制造业来源于G7发达国家的进口技术溢出整体呈上升态势。从各部门来看,高技术密集度部门的进口技术溢出占整个装备制造业比重比中技术密集度部门更高,但两种密集度部门内部均存在个别部门进口技术溢出份额收缩的现象;二是结合进口贸易结构来看,高技术密集度部门尽管对G7发达国家的进口依赖比中技术密集度部门弱,但其获得了更高水平的进口技术溢出。接下来,本文在总贸易核算框架下测算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增加值碳强度。研究发现:一是我国装备制造业不论是总体还是分部门的增加值碳强度都呈现总体下降的趋势;二是综合进口技术溢出指标的变化趋势来看,各部门集合内部的技术吸收能力不同使得高技术密集度与中技术密集度部门内部同时出现个别部门增加值碳强度较高的情况;三是结合两指标变化趋势发现,来源于G7发达国家的进口技术溢出与我国装备制造业增加值碳强度呈现负相关关系。第三,在前面章节的基础之上,本文通过实证检验分析来源于G7发达国家的进口技术溢出对增加值碳强度的影响异质性。研究发现:一是来源于G7集团的进口技术溢出对我国装备制造业增加值碳强度存在抑制作用。对于高技术密集度部门集合而言,来源于G7集团的进口技术溢出显著抑制增加值碳强度,且产生显著的规模效应与结构效应影响;而中技术密集度部门则由于其加工贸易特征的深化与对进口技术溢出的浅层利用,呈现出进口技术溢出作用不显著的特征;二是进一步划分技术吸收能力的“门槛效应”回归结果显示:对于技术吸收能力高的部门集合而言,进口技术溢出对其增加值碳强度的抑制影响比吸收能力低的部门集合更强。特别地,在中技术密集度部门集合内部低技术吸收能力部门获得的技术溢出对增加值碳强度的促进影响更显著。最后,根据实证研究结果,本文从提升进口产品质量,实现技术溢出的可持续保障;提升技术吸收能力,发挥绿色创新的联盟优势;构建绿色全生命周期生产体系,提高全球价值链地位三个角度提出我国装备制造业碳减排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