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金融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金融学者已经认识到披露的信息处理成本会对信息纳入股票价格产生显著影响,但是却一直缺少实证上的证明,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信息处理成本难以测量。因此,本文首先提出了信息处理成本的测量指标——年报文件大小,为了保证年报文件大小衡量信息处理成本的有效性,本文对影响年报文件大小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证明了年报文件大小与公司业务复杂程度,例如公司规模、高级管理者数量、子公司数量和公司当年经历的大型事件显著正相关,且不会受到公司业绩表现、信息透明度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因此实证结果表明,年报文件大小可以有效的衡量信息处理成本,这为信息处理成本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可能性。此外,目前关于信息处理成本对股价信息含量的理论讨论虽然非常丰富,但是学术界并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部分学者认为信息处理成本对股价信息含量存在阻碍作用,另一部分学者却认为信息处理成本可能会对股价信息含量产生激励作用。那么投资者对信息处理成本和收益的权衡是怎样影响投资者的信息需求?其对股价信息含量的净影响是阻碍作用还是激励作用呢?本文以中国A股市场为研究对象,以2008-2019年之间的股票数据为研究样本,设计了非平衡面板的固定效应模型,对信息处理成本如何影响股价信息含量展开了实证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考虑到上市公司的年度财务报告披露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因此本文借鉴了事件研究的研究方法,将股价信息含量分为三个不同的窗口期,以便更加准确的捕捉投资者对年度财务报告的处理成本如何影响股票价格的信息含量。本文最后的实证结果显示,不同的窗口期下,股价信息含量与信息处理成本之间始终保持着显著负相关关系,且结果是稳健的。因此,本文证明了信息处理成本对股价信息含量的阻碍作用占主导地位,即信息处理成本导致投资者对公司信息的投资不足,从而阻碍了市场参与者将公司信息转化为股票价格,股价信息含量降低。综合来看,本文的研究加深了对信息披露的认识,由于公司的信息披露存在信息处理成本,因此将其理解成一种私人信息更符合实际。同时,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如果仅要求公司增加信息披露数量,是无法提高股价信息含量的。因为年报文件内容越丰富的同时,投资者的信息处理成本也相应增加了,所以丰富而详尽的信息披露不一定代表投资者获得的信息量增加,还需要兼顾投资者的信息处理能力,重视降低信息处理成本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