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农村劳动力的乡-城迁移是中国城镇化的主要特色和核心主体，也是城乡土地矛盾频发的主要根源之一。外出务工劳动力这种独特的特征是多重推力和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随着城乡经济要素的快速交流变迁，城市资源和乡村资源本身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并且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交互作用。对于外出务工劳动力，农村地区不仅提供了推力，也提供了拉力;而人口流动对流出地的影响面也不限于农村地区，面是通过大量人口流动家庭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资源选择配置，对宏观城镇化进程也产生深刻影响。随着城镇化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打破城乡二元对立势在必行;加之我国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巨大转变，人口红利消失点逐渐临近;人口流动对农村地区的影响也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本文基于应用全国6省30县2370个农村家庭的问卷调查数据，以人口流动家庭与非流动家庭的差异为主线，探讨了人口流动对家庭、收入带来的转变，评价其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识别家庭土地流转与住宅投资行为的差异，并以此分析家庭化迁移的前景及其对城镇化进程的启示。　　研究发现，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地区人口流动现象比较普遍，劳动力外出务工家庭占全部家庭比例超过半数;全部劳动适龄人口中也有近半数劳动力外出务工。人口流动带来比较严重的劳动力流失、老龄化和留守家庭问题。家庭成员外出务工前，家庭中的主要人口是劳动适龄人口，而人口流动伴随着大量的劳动力流失，尤其在单身家庭、空巢家庭、单亲家庭、隔代家庭中劳动力的损失在50-70％。劳动力外出务工在农村地区形成了约40％的留守家庭及留守人口，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留守配偶三类弱势群体数量超过留守人员总体的一半。我国人口迁移这种非完全转移的形式中伴随着比较突出的“重幼轻老”现象，相对于75％的儿童留守比例，98％的老人会留守在农村，使得留守老人现象更显突出。此外，目前仍处于劳动适龄年龄范围内的留守父母平均年龄已经达到47.5岁，由此伴生的老龄化问题随时间推移将愈加严重。与农村地区人口结构“老龄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流动人口的年轻化趋势以及行为模式的巨大转变。传统模式下流动人口以汇款形式对农村地区进行反哺，以资金对劳动力进行替代;然而随着代际特征转变，1980年代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已倾向于较少对农村家庭进行反哺，对家庭以汇款金额低、汇款比例小;反而更多汲取着农村家庭的资金支持。随着这种外出务工者汇款行为的衰减和农业生产效率的降低，农村地区倾向于面临着更严峻的衰退危机，“未富先老”的结构性冲突对农村地区也将带来更为直接的冲击。　　随着农村地区就业结构的非农化趋势，家庭经济结构也逐渐呈现非农化现象。从家庭收入结构角度看，仅有约五分之一的家庭为纯农业收入家庭，兼业现象较为普遍，但只有略多于一成的家庭完全依赖非农业收入家庭。人口流动家庭与非流动家庭的直接农业收入差异并不显著，但综合考虑了人口、土地、资本等投入要素之后，应用数据包络分析的实证评价则显示，人口流动家庭的综合农业生产效率倾向于受到抑制，加之已经得到验证的人口流动对土地流转的限制作用，劳动力流动对农业生产的规模化经营有着显著的负面作用。　　劳动力外出务工与家庭对重要资产的安排都是农村家庭在对比“乡”、“城”各种资源后的综合考量。由于劳动力外出家庭在村庄土地调整中可能面临着更高的失去土地的风险，劳动力流动、频繁的土地调整行为和土地流转的审批程序限制了农村土地流转。具体而言，户主外出务工显著抑制了农地转包入行为;农地转包出行为主要受家庭留守劳动力、土地存量及土地制度约束，劳动力外出的影响则不显著。本文将农地流转视为家庭放弃土地、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和家庭化迁移的先兆，认为农村土地流转行为受到人口流动和农地制度的双重限制，但是只要家里还有有劳动能力的个体在农村，农村家庭不会倾向于放弃土地，只有实现了家庭化的迁移、才有可能从根本上建立农村地区土地的退出机制。　　除了土地流转退出面临障碍，普遍化的住房投资行为也构成了家庭化的“乡—城”迁移的障碍。人口流动以及人口流动年限的增强，非但不会弱化农村家庭在流出地住宅的投资，反而加强了住宅崭新程度、住宅建筑面积、住宅投资金额总额。家庭经济生产的非农化转变也并没有带来投资的迁移，越是依赖非农业收入的家庭反而有着更好的住宅投资。即便是家庭农业收入占有比重已经低于的1％的314个家庭以及农业收入比重低于5％的561个家庭，其住房建筑面积、住房修建年代、住房投资都未表现为减少，而是显著高于全部家庭的平均值。考虑到住房资产作为农村家庭资产最重要的部分，其占家庭总资产比例的平均值已经高达78％，那么尽管人口流动家庭拥有着50-60％的城镇化意愿，但在城镇的社保福利确认之前，家庭仍会倾向于占有农村资源，分散收入来源并降低收入风险，而为此进行的土地、资产、住房投资就构成了实际的退出障碍，对家庭化迁移和宏观城镇化进程构成负向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