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体论在一般意义上就是关于本体的系统理论或学说。对其系统的认识首先开始于对“本体”以及“本体论”概念的澄清。“本体”在中国语言文化中涉及事物的主体或自身以及事物的来源、根源、原因等方面。西方关于本体论的学问早从古希腊哲学就已开始。从泰利斯到德谟克利特的本体论哲学致力于对世界本原问题的探究,整体呈现出宇宙论的思想特色。一直到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系,本体论走向更加宽阔的知识论、道德论的领地。西方哲学视野下的本体论也称之为关于“是”的理论,或称为存在论。真正哲学意义上的本体论(Ontology)—词是由德国经院哲学家郭克兰纽于17世纪提出使用的。中国哲学的本体论在其发展初期也与宇宙论纠缠在一起。但与古希腊哲学所呈现的知识论进路明显不同,中国哲学的思想焦点更多的落实在现实生命的情境当中。中国哲学在迈进中华文明历程的第一步就饱含着对生命的敬畏与期待,她一直致力于探究生命置于其中的宇宙存在如何可能。作为中国哲学核心内容的本体论必然是一条生命的进路,中国哲学对本原意义上第一原因的追问充满着生命色彩。中国哲学语境中的“实在”首先是人化的“实在”。对人的本性或者人之所以为人的充足理由的确证构成中国哲学本体论对一切实在追问的思想内核。就先秦儒道哲学具体而言,道德构成人之所以为人的充足理由,人的存在何以可能的问题本质上转换为道德何以可能的问题。对道德问题的终极探究成为儒道本体论哲学本原探寻的主要使命。本文所进行的先秦儒道本体论研究中的本体论主要就是在宇宙本体论与道德本体论两种语境中使用的。中国早期文明呈现出典型的农耕特色,我们祖先更习惯于在与人类自身生存密切相关的生产生活中观察并分析宇宙人生的终极奥义。上古时代人类囿于思维水平和探究手段的限制,习惯于通过自由想象对宇宙自然变化、人与万物起源等问题进行懵懂的解释。以女娲抟土造人为代表的创世神话就是脱胎于人类幻想的关于万物起源的解释途径。伏羲画八卦象征着早期人类对宇宙本原的探寻以及合理解释当下的迫切诉求。对天地之象的“观”取代了单纯对神秘自然的“听”,理性意识对未知领域的主动寻求已经超越原始劳作基础上粗浅的经验观察,本原、规律等深层领域向古圣先贤的灵明知觉发出了召唤。氏族社会后期,强力意志逐渐浮现并在殷人那里化身为至上神(“帝”),从“帝”那里殷人获得了一切思想与行动的价值依据。周人以“天”取代殷人的“帝”赋予周人统治权力的合法性。人可以自主选择自己的行为路径并承担相应结果。周人其权力的正当与否也取决于“德”的是否持有。“天”被赋予了超越性的价值内涵,成为终极意义的价值根源。殷周时期动荡的社会现实以及殷周人理性觉醒下孕育出的先秦儒道本体论哲学,其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与思想根源。其一,从派别源起来看,儒家所可能源出的司徒之官在协助君王“顺阳阳明教化”的同时内心必然怀有对秩序和规则的敬畏,他们需要考量秩序与规则的具体设置,并为其存在与发生寻找根本的价值依据。道家所可能源出的史官在记录国家社会重大历史事件的同时也会自觉地观察并反思社会变迁、政权更替的历史变化规律,从中总结出国家政权存亡之道,并由此上升为人类生存之道。因此他们会自觉地深入反思“道”背后的价值依据。从象形文字的字形上看篆书的“儒”字描述了正在从事祭祀活动的主持者的形象,通过彼岸关怀的形式表达人们对现实生存秩序的迫切。金文的“道”字则描述了在交叉路口为行人指路的引导者的形象,“道路”的布局型态已经隐喻了客观自然规律的存在发生以及人类对其应有的态度。其二,先秦儒家与道家深受孕育其中的邹鲁文化与荆楚文化的影响,体现在本体论倾向上尤其明显。重人轻神的观念体现出邹鲁文化对人自身认识的升华以及对宇宙自然认识的加深,重人本质上就是关注人的存在本身。邹鲁文化强调人应以“德”的方式来安身立命。荆楚文化重神的思维倾向蕴含着对宇宙未知领域探索的冲动。荆楚文化重神的同时并未忽视对人存在本身的关切。荆楚文化较为完整的保留了上古文化中的淳厚质朴,同时在与周文化接触的过程中见证了礼乐文明的虚伪及其对人性的戕害。因此强调人应该以回归自然质朴的方式实现当下的生存。其三,殷周以来出现的信仰危机导致个体灵魂的安顿不再牢固,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又加重了社会成员普遍的心理混乱。对所有社会成员来说,比肉体意义上的续命更为迫切的是消除精神世界的困顿以重新确立安身立命的生存之道。对本体问题的探究是由儒道哲学基本问题追问引出,在相当程度上代表着儒道哲学最初承担的历史使命。儒道本体论哲学需要从根源处为个体生命的安顿、社会秩序的确立和社会成员信念的重构提供最为牢固的精神支撑。对“本根”的亲近与反思不仅是人生命本能的思想冲动,更是人类理性思维自觉深省的结果。尤其当一系列关乎本源的问题意识清晰呈现于人类宇宙探究的视野,宇宙本体论内在承担起对万有尤其生命本体追问的历史使命。盘古开天、女娲造人的神话已经透露出早期人类在经验观察基础上探究宇宙奥秘所进行的理论设想。在相当一段时期内,盖天说与浑天说是对中国社会早期思维影响比较大的宇宙理论。屈原在《天问》所提出的问题已经触及宇宙本体的思维层面。《洪范》篇提出的五行生克学说逐渐发展为中国哲学用以解释宇宙生化和万物来源的重要理论。《易经》将原本用数字符号组合而成的卦象演变为以“--”、“—”两爻的符号形式表征,尤其后来与阴阳五行思想融合逐渐发展出一套成熟丰富的宇宙论思想体系。史伯将五行与阴阳学说应用到解释万物产生和自然现象发生的理论中来,并进一步揭示社会矛盾发生的根源。春秋时期,宇宙本体论建构所需要的基本概念和思想体系已初步形成,先秦儒道哲学的宇宙本体论逻辑地生发出合理建构的冲动。但无论内容还是理论形式上儒道宇宙本体论都实现了极大突破。从上古时代开始,创生义就成为人类对超越性存在功能的一种预设。儒道哲学继承了上古文明的重“生”的传统,并且使宇宙本体的生生之义在儒道哲学的独特思维之下获得了新阐。孔子对宇宙本体的理解渗入了切己的生命体验,在他的视野中宇宙本体如同宇宙生命一样是鲜活涌动的。《易传》直接将“生”义标记为宇宙本体的最高性格,生生不已的特性是为“易道”的内在呈现。老子以“母”喻“道”,用慈柔母性蕴含的无限生机象征宇宙本体之“道”的生生之义。无论作为“天”抑或是“道”,宇宙本体的生生之义已不再局限于神话或者信仰的意义领域,而完全升进到成熟理性思维观照下的精神层面,构成宇宙万物存在意义上的最终依据。儒道哲学所描述的宇宙本体化生万物的过程完全在理性观照下直观具体地展开。老子以“道”为原始基点,通过“一”、“二”、“三”所象征的存在样态的衍生分化实现“道”与万物之间的过渡。《易传》以“乾元”为原始基点,通过天地之间的交感完成万物的生成化育。无论是老子的“道”生万物还是《易传》的“乾元”生物,本质上都贯穿了一条由“一”分化为“多”的生物路线,即由绝对唯一的宇宙本体分解为无限杂多的万事万物。儒道哲学都强调阴阳对本体创生过程的参与。宇宙本体创生万物的完成意谓万物由此确立了存在根源上的始基,并随之获得了时空意义的存在形式。就物自身来说,某物之成为某物在于其获得了本质意义上内在于自身的规定性。作为生物本体,宇宙本体只内在地蕴含创生之义而不具有现实意义的特殊规定性。老子哲学中,含混惚恍的本体之“道”在创生万物的同时帮助万物实现了本质上的规定性。现实中的任何事物都是因为得“道”而得以实现某种特质,进而成就了宇宙间丰富的多样形态。儒家从孔子开始就已经给予事物的多样性以特殊的关切与肯定,其背后是对物本质的理性认可。“天”生万物后万物由此获得了内在于自身的特殊本质。“天”根据它们的资质而笃实对待它们。确立不同事物的本质可以在辨物的基础上凸显事物的多样性态,进一步彰显宇宙本体的生生之义。宇宙本体的发用流行总会呈现出一些显著的特征。首先,宇宙本体遍在于宇宙万物之中却不受万物的支配约束,它超越有形事物而成为万事万物的根本。无论是老子、庄子的“道”还是《易传》的“易道”以及荀子“天功”背后的“真宰”都具有超越性的内涵。本体内在的形上超越意义决定了作为创生之本的宇宙本体不具有任何现实的规定性,这使得人类感官根本无法从外在去把握它,但宇宙本体的存在是真实的、绝对的、永恒的同时也必然是唯一的。其次,宇宙本体的功用神妙莫测、运行不止,人类可以通过本体的神妙功用感受它的真实存在。老子的“道”源源不断地发挥着化生万物的功能;庄子描述了宇宙本体通过阴阳之道的“交通成和”持续发挥着生物之功。《中庸》通过“至诚无息”肯定了宇宙本体的运行不已;《易传》通过天地之道的“恒久而不已”反照宇宙本体的永恒存在。再次,宇宙本体的发用流行呈现出一定的客观规律。先秦儒道哲学都强调宇宙本体的发用流行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老子“道”的运动轨迹呈现循环往复的特征,在“道”的观照下万物都依其本性自然生长变化,最终向根源处复归。《易传》强调宇宙本体的发用流行通过天地乾坤的变化发展体现出来,并呈现出德性的价值内涵。荀子通过自然规律的客观性揭示宇宙运行的必然,呈现出自然主义的色彩。最后,就本体与万物的关系而言,儒家哲学始终秉持着“天地之大德曰生”的生物理念以及“仁民而爱物”的待物之道,整个过程融入了相当多的情感因素。它把持续不断的生义赋予了本体对于万物的观照,以此显示本体对物的博爱。而在“道”生万物完成之后,道家哲学对“道”与万物作了疏离处理。在“道法自然”的整体要求下“道”对万物的不扰对待正是“玄德”的体现。儒道宇宙本体论源起于先秦宇宙观孕育的思想土壤,也需要向现实回归落实。一方面,儒道哲学对宇宙事物尤其是自然生命充满敬畏。他们都意识到人类作为宇宙中的生命现象是宇宙整体的一部分,与天地万物一起构成无限的宇宙整体,因此人的生命中天然地保持着与宇宙自然的亲近。“爱物”是先秦儒道宇宙本体论的思想主旨,但是儒家的“爱物”体现为人类以积极有为的姿态参与到事物的生化进程中去,与万物共同化育;道家的“爱物”则表现为尊重万事万物各自的本性,顺任事物自由变化发展而不去过多干预。另一方面,人类必须承认宇宙万物的存在本质以及宇宙运行规律的客观性,以此为前提使人类自身的生存方式与宇宙整体运行的自然轨迹保持一致,并在宇宙天地物我一体的视野之下助益万事万物在客观规律的范围内生长化育。当哲学从人类的求知心理逐渐上升到爱智慧的思想高度,哲学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始终离不开人的存在这一精神坐标,哲学本体论的道德进路围绕着人的存在而展开。华夏文明走向成熟的整个过程散发着理性光辉。原始宗教和民间习俗中的禁忌在带给人类精神约束的同时也为人类应然的价值判断提供了思维训练的契机。人类逐渐接受了在必然约束下进行选择的事实,道德观念的形成正是人类理性选择的结果。殷商时期的“德”观念已经显示出“帝”崇拜笼罩下殷人冲破宗教意识束缚所作的观念上的努力,其行为背后的规范义已经内在地保留了其内涵向伦理道德义深入的可能。周代商后“德”作为一种品质和信念被继续保留并逐渐渗透进人们的精神信仰中来,成为一个融精神信仰、道德观念、政治理想为一体的综合概念。春秋时期,春秋人的生存境遇面临着严峻挑战。一方面要继续面对消极自然力量带来的灾害以及各种人为制造的祸患。另一方面,“天”的神性内涵受到普遍怀疑甚至被否定,春秋人的精神信仰面临崩塌的危险。秩序重建与精神安顿的使命被推到了历史的前沿,关怀并拯救乱世中个体命运与改变群体生存的困境成为春秋时期最突出的时代主题。一方面,“德”进入到信仰层面成为春秋人敬畏的对象,春秋人从养护“德”那里寻求自身的存在意义。另一方面,“德”的内涵落实为社会化的规范用以指导约束人们的行为,形成一套以礼乐文化为核心内容的典章制度。“德”既可以内化为理想信念,又可以外化为礼乐道法,以“德”为核心的文化架构内在地规定了春秋人的生存方式,为在乱世中寻求精神安顿的春秋人不断地提供着人文关怀。先秦儒道本体论的道德进路主要致力于解决道德如何可能的问题,尽管先秦儒道哲学有着各自不同的道德内涵,但重新厘清并从理论上夯实道德的价值源头构成先秦儒道道德本体论共同的致思方向。这一方面基于儒道哲学各自道德本体论体系建构的需要,另一方面更是出于道德观念落实的迫切要求。儒家哲学对道德价值源头的追寻延续了向“天”看的思维传统。孔子“天生德于予”的理论不仅确认了“德”的源头在“天”,更是强调了获得类本质的人的神圣使命在成就自身德性的基础上去唤醒世人开启德性之门。从孔子的“天生德”到《中庸》的“天命”说以及《中庸》与孟子“诚”的思想都呈现出德性由上(“天”)而下(人)贯注的姿态,“天”成为终极意义上的道德源头。在先秦道家那里,宇宙万物因“道”作用于自身而发生的存在事实以“德”的形式体现出来,人们通过“德”能够真实无妄地感受“道”的奇妙功用,“德”成为人们把握“道”的通孔。道德的价值源头在“道”,“天”只是人法“道”过程的一个中间环节。从行为动机到行为方式人类行为的合理性都离不开道德的证成,道德相对于一切人化的存在始终具有本体的意义。无论儒家还是道家都视人的存在本质上是道德的存在,都视“圣人”为道德人格的最高标准。但儒家所期待的理想人格是内含道德情感、恪守道德秩序的“君子”。而道家所祈求的理想人格透露出对道德秩序的排斥,主张超越现实对待的拘迫,体现为追求自然无为与精神自由的“真人”。儒家哲学对现实生活的参与表现出积极的热情,即使是最高意义上的道德本体仍然被置于具体的生活情境中,所以儒家哲学视野下的道德本体总是散发着既内在又超越的意味。表面上看,道家哲学与现实生活保持了一定的疏离,但本质上并不是对现实生活的排斥,而是站在现实生活的外围进行理性直观并深入剖析之后呈现的超拔态度。先秦儒道道德本体的内涵决定了儒道道德本体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整体来看,儒家的道德本体并不排斥人的情感,反而是直接诉诸情感基础上的理性,使每个人都能以主体在场的姿态感受到道德本体的先在,带有浓重的情感色彩;而道家道德本体的背后更多的是冷静审视,少有涉及个体当下心理层面的细微活动,呈现出明显的理性直观特征,这也使得道家哲学道德本体论的思辨色彩更加浓厚。儒家哲学通过道德本体与现实存在的对立统一来揭示道德本体的形上特性。一方面,现实存在的一切活动都是在形下之域充分展开;另一方面,作为现实存在终极依据的道德本体的存在范围必然是形上之域。孔子的“性”与以“仁”为核心的德性内在关联,天道囊括了“仁”与“礼”的内涵,所以“性”与天道是完全打通的,天道以一种终极观照的姿态回应德性对它的内在遥契,由此凸显其作为道德本体的形上特征。在《中庸》与孟子那里,“诚”占据着形上地位自上而下观照并决定着一切现实存在活动。“道”作为道德本体最核心的表达被《易传》直接赋予了“形而上”的特征标签。道家哲学视野下,宇宙间一切事物必然地会囿于某种形象,而“道”完全从这些形象的匡范中超拔出来进入形上的境域。道德本体涵括了一切事物的规定性,同时又完全超越了一切现实层面的规定性。无论是老子对“道”“玄之又玄”的描述还是“道隐无名”的表达都凸显了道德本体的形上特质。道德本体的形上特质在庄子对“道”本真情状的描述中继续呈现。“道”的实存性和遍在性保证它真实无妄地圆融于宇宙间的事事物物中,同时“道”自身内在的形上特质又使得它超越一切形象。道德本体的形上特性与现实存在的形下特性正是在相互对待中各自成就自身意义,道德本体蕴含于现实存在之中构成一切存在的终极依据。道德本体作为人类存在的终极依据始终不能脱离人类生存于其中的现实世界,它尤其需要在与现实世界的内在关联中彰显自身存在的特殊意义。道德本体的实践特性使其与人类现实世界之间保持着某种张力,无时无刻不内在地隐含着向下落实的动势。儒家道德本体论向下落实的实践努力首推孔子。“仁”作为孔子哲学的核心概念不仅会被当作道德纲目来使用,又会被当做道德实践的具体路径来指认。孔子从人类最基本的常情出发为人的道德实践确立了一个亲切而从容的切入点,帮助人们树立坚定的道德自信心,内在培育道德实践的动力。《大学》为道德本体的实践路径作了更加清晰地设计。“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三段模式构成大学之道落实的宏观设计。道德本体的落实遵循本末终始、轻重缓急的原则顺序。《中庸》强调“道”隐于“天命”并随“天命”下贯到人性当中,人不需再靠遵从“天命”来开展道德实践,只需直接依循内在的人性行事同样可以实现对“天命”的遥契。道德实践对内对外没有绝对的界限隔阂,如同君子在成己的基础上成物,在成物的过程中成己,把道德本体的向下落实真正转化为生命主体的道德实践。道家道德本体论的向下落实同样以现实人生为切入点。针对社会和人心的弊病,道家哲学表达出对社会与个体命运的急切担忧,并从思想上为之提出了拯救的良方。老子明确人的一切行为都应以最高道德本体“道”作为终极依据,道德本体的落实意味着道德实践由“道”的内涵而开出。顺应“道”的自然无为,做到少私寡欲;顺应“道”的柔弱处下,做到谦退不争;顺应“道”的归根复命,做到致虚守静。庄子认定只有在“道”的层面人才是绝对自由的,其道德实践的努力正是围绕着实现与“道”的冥合来展开。经验层面的一切分判因其主观不确定性并不能获得本真意义,只有从“道”的角度去审视万有,超越经验层面的一切相互对待。庄子尤其看重精神生命的自由追求,通过“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憧憬来表达他对精神自由驰骋的向往以及对本体之境的天然亲近。即使身在俗世却仍可以持一种“不谴是非”的态度,以出世的态度实现在世的超脱。人是与本体最为亲近的存在者,本体的本质意义首先由人这个通孔获得呈现。先秦儒道哲学都意识到人不仅是宇宙时空中一个个生命个体,更是宇宙万有中最有灵者。人的“灵”性使其相对于本体的存在与彰显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儒道哲学在对本体探究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发掘着人自身的内在价值。中国哲学是关于人的存在的学问。主体性的确立构成了人自由实现的前提,进而构成人类道德实践活动开展的前提。人主体性的澄明是一个不断强化的历史过程。从虞舜时代开始,道德力量支配下的责任意识已经成为人主体性确立的一个重要标志。殷商时期的人们意识到行为方式的改变是围绕彰明德性展开的。儒家哲学视野下人的主体性在与社会整体的对立统一中得以凸显。当个体与社会整体发生冲突时,牺牲个体以成就整体的和谐被认为是天理当然,抉择的作出往往是受来自于主体自身的内部力量驱使完成的。道家哲学的“道”作为宇宙间的最高本体自然确立了自身绝对的主体性。当形而上的“道”落实于形而下的万物之中又使得万物在禀得存在之价值根基的同时自然地获得了主体性的内涵。但几乎所有的事物都不会意识到自身类存在的特殊性,更不会自觉地去观察并取法于“道”,唯有人除外。人类在与宇宙万有共同完善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发现”着自身。当人类自我“发现”的努力进入先秦儒道哲学本体论的视野,人作为类存在的特殊性更加突出。儒家哲学认定天地间的一切事物特别是有生之物都是宇宙大化流行的恩赐,因此宇宙间的一切生命个体、群体的生存之道应该是共同发育流行,而不是互相争夺戕害。而人作为宇宙自然的一份子应该践行宇宙自然的生生之义,与万物生长发育并行不悖。老子强调以“道”的视角审视宇宙万有,人与万物只是本体之“道”在经验世界的不同实现形式,人与万有一起构成了有形的宇宙整体。庄子同样认为人与其他事物一样只不过是宇宙“始卒若环”变化过程中的一个节点。人与万物作为宇宙整体的组成部分,以不同的生命形式共同构成了运行不息的宇宙时空。人类不仅作为部分组成了宇宙,同时以其自身特殊的类本质积极参与到宇宙大化流行的洪流中,成为助益宇宙万物生长发育的重要因子。儒道哲学的道德本体论涉及的概念不尽相同,但都毫无例外的围绕着人自身建构而成。儒道哲学视野下的“圣人”作为人类集体智慧浓缩的象征几乎同时都担当了道德本体思想建构者的角色。圣人之所以为“圣”在于其本身的存在完全符合宇宙存在的自然法则,其生命展开过程是对道德本体的最好诠释。人独特的思维活动蕴含着人类保持自身与道德本体同步的能力和倾向。在最理想的状态之下,天下的百姓甚至宇宙时空中的每一个生命个体都是道德本体的主体承担,所有生命个体的存在本身代表着道德本体的实存与实现。人不仅是宇宙天地间“倮匈而后生”的自然生命个体,更是道德本体的承载者和道德实践的参与者。人类是以主体的姿态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对于道德本体的实践进程中去。无论儒家还是道家都赋予了人在道德实践道路上以充分的自信。先秦儒道本体论从根本上反映出儒道哲学对社会现实的积极回应与精神担当。一方面,对先秦儒道本体论思想的揭示有助于实现对儒道哲学内涵的整体把握,为从根本上彰显儒道哲学的内在特质提供重要契机。另一方面,儒道本体论为改善人类所面临的生存境遇、化解威胁人类生存的精神危机提供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