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认为任何一种政治形态均有与其相适应的知识类型和知识基础。历史的演进实际上就是知识类型更新的过程。科学知识和技术知识体系及其所衍生出来的现代理论知识（包括建构性理论知识和反思性理论知识）构成了现代政治形态的知识基础。科学知识和技术知识的累积成为20世纪现代化国家的一个总体特征。科学理性的泛滥和建构性理论知识的独尊，又刺激了以监视权力和批判科学理性为己任的反思性理论知识的萌生，这既是科学理性和技术理性不致使人类通往奴役境界的缘由，也是保障科学知识和技术知识不被权力所阉割而顺利展开其自主性的底盘。理论知识和科学知识的分离、建构性理论知识和反思性理论知识的分道扬镳都包含着使现代政治形态陷于破裂的可能。只有知识类型的多元并存及其相互监视，才能为现代政治形态缔造稳固、有效的知识基础。　　本文认为，建立现代政治形态无疑是贯穿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一个主题。从知识类型更新的角度阐述中国现代政治形态之知识基础的孕生过程，这一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技术知识的吸纳、科学知识的凸显、现代理论知识的成型。知识类型的变革，构成了中国现代政治形态成型背后的深层结构。　　政治知识化和知识政治化的传统杜绝了为知识而知识的科学精神的滋生与蔓延，知识按照政治的程序将整个社会编织在一起，甚至成为权力体系的装饰品。故中国传统政治形态在不断追溯传统的轨道上确证着一种古老的道德使命。明清时期的启蒙运动仅仅是在古典知识体系中展现着一种道义性的反思能力，故难以实现知识类型的革命性更新。　　近代中西相应局面的突降，使中国古典知识体系的能力缺陷猛然凸显，通过对技术之知的实用化接纳，对传统政治形态进行实用化修补就成为近代历史的主题。　　因西力东渐在中国传统政治形态上打开的一个缺口，并没有因实用化的修补而愈合。政治危机和知识危机联为一体。古典知识体系的瓦解和传统政治形态的覆灭，使中国进入了重构现代知识图式的历程之中。辛亥革命后中国现代政治形态的雏形从历史中的隐退，导致了如下两重后果:一是被传统德性之知有效抑制的邪恶因素，因为这道道德屏障的消失而恣意扩张。二是一般知识形态还在支配着一般大众的思维世界，制度的变革和政治形态的突破就成为一种假象。　　新文化运动掀起的颠覆古典知识体系、重构现代知识图式的变革，使中国在一个更为宽阔的社会范围内，进入了建构科学知识图式的时代。科学主义知识体系的迷途引发了以唯物史观为载体的现代建构性理论知识的兴起，在经历了对一般知识形态的变革之后，中国现代政治形态终于被构筑在一个平等的起点之上。　　本文的结论是，在中国现代政治形态的成长过程中，由于跳跃了社会的世俗化或理性化运动以及科学革命这两个环节，使知识按照政治程序编织和重组整个社会的传统并没有被切断，由此导致了知识按照商业程序自主扩展和驱动社会资源增升的底盘无从确立，现代政治形态的特征无从全盘展现出来。因此在中国现代政治形态之知识基础的成型过程中，对传统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清算程度没有想象得那样彻底。于是导致了如下结果的出现:1中国现代政治形态具有潜在的激进性特征;2现代反思性理论知识的贫困导致了建构性理论知识的独尊和知识结构的失调;3儒教伦理与社会主义精神的契合使新知识基础的传统主义特征异常显明;4大众的解放使中国现代政治形态面临着激进主义的滋生与民主主义的张扬这一两难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