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正处于大变革的动荡时期，传统的“天下主义”受到西方世界前所未有的冲击。曾经的天朝上国面临崩溃的危险，挽救民族危机、自强保种的呼声逐渐高涨，“天下”观开始被民族国家观念强势取代，构造新的国家政治秩序以自立于国际社会，成为当时最重要、最迫切的时代任务。因此，以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国家利益和树立国家权威为主要目标的国家主义正好适应了救亡图存和富民强国的需求，成为当时普遍认可的理论价值主张。留学日本的杨度积极探索救国救民之道，学习西方政治法律制度与理论学说，结合中国本土国情与民情，形成了一套以富民强国为目标、责任政府与法治为依托三位一体的独具特色的国家主义思想。
　　自由的国民是国家繁荣富强的基础。杨度主张扩张民权，赋予人民自由以发展工商业。建立责任政府是巩固国权、维护国家统一的前提。正是因为清政府的不负责任，才导致国权丧失、国家贫弱。基于对当时国际环境的分析，杨度认为首先要发展军事力量以维护国家安全，即“军事立国”。责任政府应当采用君主立宪政体，立宪国的根本就在于“宪法”，在宪法的修订方面，他主张以国家主义之法代替家族之法，将个人从家族中解放出来，个人直接于国家，每个人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权利义务主体，国民、君主和政府都必须在法律范围内行动。杨度的国家主义思想是其“帝王学”与西方君主立宪思想的结合。一方面，他崇拜野蛮与权力，带有道德虚无主义的倾向。另一方面，杨度的国家主义思想中的责任政府对于当前我国的法治政府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