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理论历史久远,“互文性”理论和影响焦虑理论是这种理论发展到二十世纪尤其中后期的两个影响较大的变体理论,代表了二十世纪以后文学批评的两种倾向。前者是以索绪尔语言学、符号学、解构主义为理论基础,以克里斯蒂娃、巴特等批评家为代表的一派理论,在阐述思维上主要是以横向思维为主,将“影响”从传统的纵向、单线、对应关系明显的那种概念中摆脱出来,认为所谓“互文性”才是“文本”的本质属性,克里斯蒂娃给“互文性”下的定义是符号系统间的转化,用巴特的话说,是一种没有穷尽的编织活动,即文本是由各种因素的网络构成的,语言符号不能代表独立的意义,作者并不是在传递他的个人意识,读者也不是被动的接收者,文本也要通过他们的参与建构起来。总之,“互文性”理论代表一种不仅对传统“影响”概念、而且对传统的文学批评重要的概念系统进行修正甚至是颠覆的解构型理论。“作者”、“读者”、“作品”这些概念在互文性理论那里成为不可成立的概念。“互文性”代替了“影响”,成为表述现代文本中影响关系的名词,而“互文性”的复杂性,互文关系的复杂性,也为理论本身带来了阐释的难度。　　 影响的焦虑理论是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影响的焦虑》中提出来的。他延续了浪漫主义以来的批评传统,坚持文学的独立性,与“互文性”理论把文学看作符号性系统转换不同,他认为,文学是与作者密切相关的,是因为前辈作家的强大引起后来者在创作时的焦虑,为了克服这种焦虑,廓清自己的文学空间,于是产生了文学。因此,文学本身即是作者的焦虑。在他的理论中,没有解构传统的批评概念,而是把以往的“影响”批评变成了文学的唯一解释,以作者间的影响为本质,以误读为手段,以文本为体现的一种新阐释。由于布鲁姆对作者问题的观点如此新异,因此人们往往认为他是解构主义理论的一员,实际上他对待文学更像是浪漫主义者的态度。他借鉴了解构的思维方式,但是没有将解构理论用到文学和文学批评上,还是认为文学应该有文学本身的讨论界限,有文学批评应该坚持的原则,文学作为独立学科不应该被其他社会理论侵犯。　　 为了说明“互文性”理论与影响焦虑理论是各自如何说明理论观点,以及如何解释文学的,本论文对这两种关于文学生产和阅读的阐释方式进行了比较研究。很多研究者将影响焦虑看做是“互文性”理论一种形式,事实上,在对待文学的观点和态度上,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在一些对文本意义的观点上,又有着异曲同工的地方。在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论文提出一些思考,如作为文学批评,这两种理论都有远离文学说话的倾向。文学在他们的理论分析之后,失去了作为能引起人们美和善的感觉的品质,变成了一种技巧、一种斗争目的(影响焦虑)和一种符号性的杂糅(“互文性”)。在文学批评越来越技术化的今天,我们是不是该沿着这种思路走下去,还是说再回到文学本身。把文学作为一种美、一种艺术,多谈论“什么是文学”,而不是技术性地解剖“文学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