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墓志资料中有大量的关于士大夫孝道思想和孝道行为的史料,通过对这些史料的搜集、整理,进而探究唐代士大夫孝道思想的来源,分析其孝道思想与儒家、佛教、道教思想的关联;并从家庭、宗族、社会、国家的角度对士大夫的孝道行为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对唐代士大夫孝道的特点进行分析,主要是从纵向的唐代前后期的时代变迁、以及士大夫阶层与帝王及平民孝道比较的视角来把握;最后,对影响唐代士大夫孝道的各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主要从法律、制度及政策、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风俗的角度展开分析。墓志中所见唐代士大夫孝道思想的来源有三个方面:儒家思想、道教思想、佛教思想。唐代士大夫的孝道思想主要源自儒家孝道伦理,儒家思想中重视对作为天然之情的孝进行教化和引导,使之成为一种规范化的孝道伦理。唐代统治者在促使孝从一种天然之情发展成为全社会所遵行崇尚的伦理道德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墓志中所见的唐代士大夫孝道思想亦与道教思想有着关联,尤其是道教思想中的“自然”概念及其相关理论,使得唐代士大夫的孝道思想呈现出自然、天真、不刻意的特征,强调薄葬和对生死的淡然处之。墓志中所见的唐代士大夫孝道思想也与佛教思想有关,尤其是佛教中的报恩思想。佛教吸收了儒家的孝道思想,编写了阐释子女报父母生养之恩的原因和方式的经书。在墓志中发现的与佛教报恩思想有关的墓志,多以后代的视角感念父母的养育之恩。并将儒家的孝道思想与佛教孝道思想结合,集中表现在《诗经·蓼莪》中的“欲报之德”变为墓志中大量出现的“欲报之恩”。墓志所见唐代士大夫孝道行为的实施涉及到四个维度:家庭、家族、社会、国家。唐代士大夫阶层在家庭方面的孝行主要为善事父母。在生前敬养方面,墓志中展现唐代士大夫阶层的孝行主要有尽心奉养、扬名显亲。在物质上供奉父母,在精神上给予父母荣光。在死后礼葬方面,墓志中展现唐代士大夫阶层的孝行主要是奔丧、服丧、卜葬时葬地和勒铭。唐代士大夫阶层在宗族范围内的孝行包含三方面,一是对祖先的祭祀和供奉,二是抚育宗族孤幼以及保全宗族,三是死后归葬宗族。唐代士大夫阶层在社会上传播孝道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以身作则,自己践行孝道,受到乡里社会的赞赏与学习;二是任地方官时在当地传播孝道;三是察举地方孝行上表中央,以激励孝风。士大夫通过入仕的方式使得孝道在国家的层面得到延伸,唐代墓志及传世文献中出现了诸多为国尽忠、夺情起复的案例。士大夫通过“移孝作忠”,扬名显亲的方式来践行孝道。唐代士大夫孝道的特点首先体现在前后期的差异上。唐前期士大夫对“孝”的认识多停留在家庭层面以及对父母的尽心供养方面,其入仕的原因都是从赡养父母的角度考虑的。在忠孝关系的认识上,强调孝先于忠,并且唐前期对“忠”的认识有着对象和含义模糊不清的特征。墓志中在描写士大夫的品行时,孝道常常居于忠节之前。在“孝先于忠”思想的影响下,唐前期的士人常常在忠孝出现矛盾时选择弃忠从孝。唐后期对“孝”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多强调“扬名显亲”为孝之终,且强调后代要通过入仕效忠以扬名显亲、保家承家。唐后期对于忠的对象认知进一步清晰,明确了忠为忠君、忠国。同时对忠与孝、家与国关系的认识出现了家国不分,忠孝一体的发展趋向。在忠孝关系的先后次序上,强调忠先于孝。唐后期忠臣的数量以及士大夫起复的数量明显增高,移孝作忠的趋势日渐增强。唐代士大夫阶层的孝道思想和孝道行为之所以出现前后期的差异性,受到如下因素的影响:首先是门阀制度的衰落使得士族们失去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权,由于家族地位和荣光的丧失,家先于国、孝先于忠的条件不复存在,忠君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进士及第在唐后期日益成为高级官僚的主要来源,社会流动性进一步加强,一方面使得旧士族们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同时庶族凭借科举升入朝堂的数量也在增加。流动性增强意味着士大夫自身及家族地位的不稳定性,因而产生了极大的危机感,因此墓志中墓主后代的孝道大多强调通过为国尽忠的方式来保家显亲。唐后期的统治者们通过振兴儒学教育、改革科举取士制度等举措来加强对臣民们的忠孝教化。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士大夫们对儒家伦理和忠孝关系的认知进一步得到深化。唐代士大夫阶层孝道的特点还体现在与礼制的紧密结合上。相比于唐代帝王阶层的逾礼奢侈的孝行,唐代士大夫在生前供养和死后安葬父母时能够做到守礼节制,他们崇尚节俭,并不过分地在物质上追求奢侈行孝,更重视精神层面的敬爱父母。相比于唐代平民阶层的违礼及愚昧极端的孝行,唐代士大夫们在生前孝养和死后送葬父母的过程中,能够做到守礼理性,懂得克制自己的哀情以践行礼制的规范,不随意毁伤自己的身体。唐代士大夫阶层的孝道思想和孝道行为之所以与礼制紧密结合,首先是因为唐代士大夫阶层是礼制文本的编写者,他们编写了大量的礼制文本,包括礼仪仪注、书仪、家训家诫等。其次,士大夫阶层也是礼制的积极践行者,儒家“尚俭”的节制思想和理性精神如“贵生”的人本思想等对士大夫孝道思想及孝道行为有着较大的影响。唐代法律、制度及政策、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风俗,对士大夫的孝道思想及孝道行为都有较大的影响。法律对唐代士大夫的孝行的引导发挥着强制性和基础性的作用,对于没有达到孝行最低标准的行为如供养有阙、别籍异财、居丧违制等都有相应的并且严峻的惩罚措施,是士大夫孝道施行的重要保证。国家将“孝”作为选官、封爵、追封和受到表彰的重要标准,从积极引导的层面促使士大夫阶层行孝,同时施行的尊老政策也为士大夫行孝道提供了指引。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中对孝道内容的重视,对士大夫孝道思想的养成、孝道行为的践行有着长期的和重要的影响。此外唐代社会风俗重视孝道,上至统治者、下到平民,都积极践行孝道,这样的社会环境对士大夫践行孝道有着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