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我国长期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凸显,有限的环境资源被浪费和破坏,导致我国的环境问题变得十分严峻,这也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使棘手的环境污染问题得到有效遏制的同时兼顾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求,环境规制逐渐成为最重要也是最有效的手段。那么面临巨大的环境规制压力之下,企业作为主要的微观经济主体,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影响的效果又是如何,这些问题一直备受专家学者的关注。此前,有关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三者关系的研究中,较多文献结论均是支持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与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传导作用。但是由于是基于单一的环境规制的衡量指标,因此无法考察多个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是否均能通过技术创新的中介路径影响企业绩效。基于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和总结,本文利用2012-2017年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326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以及宏观与微观数据相结合的方法,在构建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的理论框架的基础上,采用Edward和Lambert(2007)的全效应调节模型,实证检验了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企业自愿型环境规制、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四种类型的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环境规制与企业绩效的非线性关系以及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与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1)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呈“U”型关系,并通过技术创新的中介路径对企业绩效产生“U”型影响;(2)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呈“U”型关系,并通过技术创新的中介路径对企业绩效产生“U”型影响;(3)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呈“U”型关系,并通过技术创新的中介路径对企业绩效产生“U”型影响;(4)企业自愿型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进而也不能通过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影响企业绩效。因此,在本文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1)避免出现市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现象;(2)充分释放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活力;(3)重视发挥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作用;(4)提升企业自愿型环境规制作用的认识。通过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相互配合,多管齐下,才能将规制的效用发挥到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