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序良俗作为我国民法的基本法律原则之一,在司法实践中发挥极大的价值,因此其在整个民法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根据法律实践的主要过程,法官需要选定事先成立的法律文本,发挥其自由裁量权,解决案件纠纷、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但事先成立的法律规定可能存在着僵化性、滞后性等特点而导致个案不公的情况。而法律原则的抽象性和内涵的不确定性恰好弥补成文法的漏洞,有利于实现个案正义。因此,公序良俗原则的功能和价值从法律实践过程来说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从法律规范来说,公序良俗原则可以弥补法律规范的漏洞;二是从社会效果来说,公序良俗原则的司法适用针对案件的差异性从而实现个案公正;三是从司法适用方面来说,公序良俗原则为法官判决不同的案件提供了灵活的、较大的自由裁量的空间。在实际司法适用中,因公序良俗概念的抽象性、内容的不确定性以及用法者对公序良俗原则的错误理解,导致公序良俗原则在司法适用上的出现了种种弊端和混乱。根据笔者的研究和剖析,主要体现在:未说明公序良俗原则在当下案件中的具体内涵、未充分论证违反公序良俗原则与具体案件事实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是否合乎法律逻辑推理得出判决结论。目前,学界对公序良俗原则的司法适用主要存在两种适用方法:类型化适用和价值判断。虽然类型化适用为法官在适用公序良俗原则时根据不同的案件类型找到相应的适用方法。但由于法律难以概括公序良俗的所有内涵,难以预见所有的类型,同时具体案件的法律关系还需依赖法官判断。这就导致了在很大程度上公序良俗的运用必须依赖法官在个案中去把控和调试。而价值判断只解决了案件事实和行为的意义问题,并没有继续解决价值判断以及判决结论证立问题。因此,笔者从司法论证方面入手更研究公序良俗的适用问题。首先,法官在适用公序良俗原则时应当对公序良俗原则进行解释和说明。其次,法官应当对自己的解释和观点进行法律论证,尤其是公序良俗原则和具体案件事实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进行论证。最后通过法律推理合乎逻辑地推出司法结论。当然,三者之间并非“各自为政”,而是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司法判决的正当性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