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交媒体是社交媒体在商业背景下的衍生品，是一种严格应用于企业内部以用于提升员工沟通效率和企业绩效的社交媒体。目前，企业社交媒体已经在现在组织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据Mordor Intellegence研究报告称，2016年企业社交媒体的市场规模就达到了29.1亿美元。国内外的企业社交媒体软件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IBM Beehive、阿里钉钉和企业微信等。此外，Global Market Insights预计，企业协作软件（以企业社交媒体为主）的市场规模将在2016-2024年间以年均13%的复合增长率增长，其市场规模在2024年将达到85亿美元。由此可见，企业社交媒体将逐渐扩大其对员工的工作和家庭等方方面面的影响。纵观现有关于企业社交媒体对个体影响的学术成果，多数是关于其对员工的社会、工作相关绩效影响的研究，且得到大都是其会给员工带来正面影响的结论，而鲜有文献关注其给员工造成的负面影响。
　　事实上，企业社交媒体在给组织带来各种好处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给员工带来了负面的角色状况，工作-家庭冲突便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种。有研究指出，工作-家庭冲突是一种不可调和的角色冲突。对于员工而言，工作与家庭都是十分重要的领域，其需要兼顾不同的角色要求以满足不同领域的需求。而企业社交媒体的出现打破了员工工作与家庭领域的界限，使其可通过企业社交媒体平台在家庭领域完成与工作相关的任务，从而产生了由企业社交媒体的使用所导致的工作-家庭冲突。具体而言，尽管企业社交媒体有助于企业内部沟通效率的提升从而带来绩效相关变量的提升，但其可打破时空界限的使用特点也给员工带来了高时间压力及工作负荷，加重了其个人资源（如时间、精力等）的损耗，并给其造成了心理压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工作-家庭冲突的产生。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基于企业社交媒体的工作-家庭冲突”这一构念。
　　根据Hobfoll于1989年提出的资源保存理论（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当个体有限的资源面临潜在损失或遭受真实损失时都会对个体造成威胁，使其感受到压力。员工可以通过企业社交媒体平台利用在家庭领域的时间去完成更多的工作事务，这会给自身带来大量的资源损耗并伴随压力的产生，从而导致基于企业社交媒体的工作-家庭冲突，进而影响到自身的睡眠质量。而睡眠质量是个体自我控制资源得到恢复和补充的重要机制。有研究表明，员工需要具备足够的调节资源供分配才能实现有效地自我调节过程。因此，睡眠质量较差的员工在工作中的自我调节能力会受到损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其在工作中的投入度产生负面影响。综上，本文在构建“基于企业社交媒体的工作-家庭冲突”这一构念的基础上，探讨了员工的睡眠质量和工作中的自我调节在基于企业社交媒体的工作-家庭冲突与员工工作投入关系间的中介作用。
　　此外，一方面，行为可塑性（behavioral plasticity）理论指出低自尊的个体比高自尊个体更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且根据Pierce（1989）的研究，基于组织的自尊比整体自尊能更好地预测组织相关的行为。由此，本文推测高基于组织的自尊的员工在工作中会更不容易受到基于企业社交媒体的工作-家庭冲突这个外部负面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从资源的角度来看，自尊是一种个人特质资源，相比于低基于组织的自尊的员工，高基于组织的自尊的员工具备更多的资源以抵御由资源损耗带来的基于企业社交媒体的工作-家庭冲突。因此，本文引入基于组织的自尊这一个体特质变量，探讨了其在基于企业社交媒体的工作-家庭冲突和员工的睡眠质量关系间所起的调节作用。
　　综上所述，基于资源保存理论和行为可塑性理论，本文以国内银行、保险等金融业为主的223名员工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基于企业社交媒体的工作-家庭冲突、睡眠质量、工作中的自我调节、基于组织的自尊及工作投入之间的关系模型，并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1）基于企业社交媒体的工作-家庭冲突对睡眠质量具有负向影响；
　　（2）睡眠质量对工作中的自我调节具有正向影响；
　　（3）睡眠质量在基于企业社交媒体的工作-家庭冲突与工作中的自我调节的关系间起中介作用；
　　（4）工作中的自我调节对工作投入具有正向影响；
　　（5）工作中的自我调节在睡眠质量与工作投入的关系间起中介作用
　　（6）睡眠质量和工作中的自我调节在基于企业社交媒体的工作-家庭冲突和工作投入的关系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7）基于组织的自尊正向调节基于企业社交媒体的工作-家庭冲突对睡眠质量的负向影响。具体来说，基于组织的自尊水平越高，基于企业社交媒体的工作-家庭冲突对睡眠质量的负向影响则越小，反之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