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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克里斯蒂娃首创了“互文性”这个概念术语,从而揭开了翻译研究的新篇章。互文性理论对文本研究具有深远的影响。和传统观念不同的是,新的文本观认为文本不再是一个封闭的、固定不变的实体;文本与他文本同处于一个全方位的、广阔的互文空间。在这一空间里,文本不仅融合了前文本,还预示着新文本的出现。在互文性理论的发展过程中,许多杰出的互文理论家,如巴赫金、克里斯蒂娃、巴赫和德里达等,都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而本文更为关注的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对互文性理论进行实用性研究的互文理论家,其中的代表人物有:博格兰德和德雷斯勒(1981)、哈提姆和梅森(1990)以及费尔克拉夫(1992,1995,2003)。本文将重点讨论文学作品中互文符号的翻译以及目标文本语篇统一性的建构。同时,本文也将探索语篇作者互文式的写作方法,语篇读者对原文本和目标文本的重写,并特别强调语篇译者在这两者之间起到的平衡作用。为进一步探讨互文性理论在翻译中的应用,本文选取小说《阿Q正传》的两个最具影响力的英译本进行比较分析。这两个英译本分别为:2005年由外文出版社出版的杨宪益和戴乃迭的译本和1990年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的William A.Lyell的译本。这也是互文性理论最早被应用到《阿Q正传》翻译作品研究中的尝试之一。在对这两个译本进行比较分析的过程中,笔者将紧密结合博格兰德和德雷斯勒的“语篇性的标准”和三个“调节性原则”,以及哈提姆和梅森的分层式翻译步骤理论,旨在探索适合互文性翻译的有效手段,从而达到对文学作品中互文符号的更有效转换和对目标文本的语篇统一性的成功建构,并最终实现文本的交际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