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笔者统计,1949年至今中国出版或刊载的朝鲜现当代诗歌作品合计453首。本文将以年代、作者、译者、出版社及刊载媒体为切入点考察新中国建国以来朝鲜现当代诗歌中译作品的分布情况、特征、原因及影响。建国后朝鲜现当代诗歌作品的翻译可分为1949—1966年、1966—1976年、1976年以后三个阶段。1949—1966“十七年”时期可称为朝鲜诗歌翻译前所未有的“繁荣期”。中朝两国因“抗美援朝”结成“血盟”关系,并且这一关系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因此“十七年”时期翻译规模相当之大,翻译速度也十分之快。1966—1976“文化大革命”时期朝鲜诗歌翻译和中国同期其他文化活动一样受到很大冲击,处于萎缩状态。“文革”时期译者的主体性被极度压抑和隐匿。1976年以后朝鲜诗歌的中译活动逐渐恢复并得到发展,翻译活动变得相对自由,但是因中韩建交等因素中朝关系转冷,在其影响下中朝文化交流的热潮亦逐渐冷却。对被译介的朝鲜诗人群体进行分析:一、建国之后被译介的朝鲜诗人数量惊人,其中赵基天最为引人瞩目;二、被译介的朝鲜诗人往往具有多重身份。对译者群体作出了以下分类:一是按国家和民族分类,中国译者是主体,也有少数在中国参与民族解放运动的朝鲜友人参与了诗歌翻译,中国译者当中以张琳为代表的北京大学东语系朝鲜语专业出身的汉族译者相对较多。二是以源语言分类,经朝鲜语直译的情形是主流,但是也有部分译者通过第三语言进行转译,例如适夷、冰心等。三是将其分为个人译者和集体译者两类。在朝鲜诗歌文学的翻译出版活动中,人民文学出版社一家独大。报纸杂志当中翻译朝鲜诗歌作品最多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人民日报》,可以看出翻译活动的“体制化”对于朝鲜诗歌的翻译影响很大。1949年以来的朝鲜诗歌中译在中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上至文艺界领袖郭沫若,下至“工人文艺评论组”这样的普通读者都曾阅读并介绍推广过朝鲜诗歌。朝鲜现当代诗歌的经典作品和有影响力的诗人的诗选集被有组织有计划地翻译,我们必须肯定这一系列翻译举措的正面效果。但是,朝鲜诗歌中译的“繁荣期”泥沙俱下。1949年以来朝鲜诗歌中译活动里最严重的问题是,译者群体的主体性被严重压制,不得不整齐划一地行动,也因此中国读者对朝鲜诗歌形成了“刻板印象”,即使迎来了翻译活动较为自由开放的时代,中国的读者基本上对朝鲜诗歌漠然置之,因政治而起的翻译活动归于政治活动,曾经的繁荣也随之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