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是中国麻风病流行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仅次于华南粤闽几省位居全国前列,属于重灾区。麻风病在云南历史上具有流行时间长、流行范围广、发病率及患病率高的特点,民国时期官方不完全统计的麻风病人数就已经达到7000人。昆明地方政府的麻风病防治最早可以追溯到晚清,开展于唐继尧治理云南时期,全面实施于龙云执政期间,由于卫生彰显现代性对精英们的影响,地方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法规、章程、办法,将麻风病防治即“铲除麻风”作为龙云主抓的四大要政之一,做出很多有益的麻风病防治尝试。昆明麻风院作为典型的地方政府主导麻风防治机构,管辖权一再变迁,管理问题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解决,经费入不敷出、口粮不足、收容隔离不力,存在一定的贪污腐败问题。与此同时,教会在云南的麻风病防治也实践着,与官方主导的麻风病防治存在冲突,也逐渐与地方政府谋求合作。作为公共卫生问题,麻风病防治也在公共领域由社会力量与国家互动,报纸、中华麻风协会等广泛参与进来,在社会上病人的身份认同与“污名化”问题值得关注。昆明的麻风病防治事业经历了抗战时期的停滞却没有遭到致命的破坏,在20世纪40年代末与美国麻风协会等组织进行合作,积极的进行扩大麻风院和收容治疗规模、提高医疗水平等工作,在这种国家外交色彩浓厚的合作下,针对国外的“冲击”,地方政府作出了反应,接受并协助了外方传教的要求,也基于民族主义作出许多勉为其难的迎合举动。麻风病防治事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代化进程,同时它又与时代紧密相连,体现出时代特色。民国时期国家贫弱,地方自治,只是在局部上改善了公共卫生,总体上仍然受制于动乱的环境和脆弱的经济,身体殖民式的国外援助无法真正的帮助消除麻风病。同时,云南昆明的麻风病防治又是不同于沿海地区的内陆边疆型,道路更加曲折。1949年以后昆明的麻风病防治整体上成效显著,达到了民国精英与传教士共同追求的理想模式,却留下了全国数量最多的麻风村和一系列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