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奇迹,1979-2015年间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高达8.6%。伴随经济的高速增长,各项社会事业在此期间内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与此同时,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却呈现出明显扩大的趋势,在2000年前后就已经突破了国际上公认的警戒线,近年来虽然有所回落,但在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中仍然处于较高水平。考虑到社会保障的准公共产品属性,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并维护其有效运行也就成为现代政府的基本职能之一,而政府用于社会保障方面的公共财政支出也相应地应该具有积极的收入分配职能。在对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收入分配效应的已有研究、理论基础和制度基础进行分析后,本文首先对财政社会保障支出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机理进行分析,对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历史变迁与现实表现、近年来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总量变化与结构演进、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变迁与趋势进行了描述性分析;继而从总量和结构两个层面出发,根据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影响居民收入差距的内在机理,提出相关的研究假设,并使用系统动态广义矩估计(SystemGMM)、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进行了计量检验。基于国际比较的视角,文章进一步分析了社会保障制度模式及其运行对收入分配差距产生的影响;最后提出优化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收入分配机制的建议。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财政社会保障支出通过社会保障政策和财政政策工具调节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政策覆盖范围、筹资机制、补偿机制和管理体制等因素,财政转移支付等政策工具共同作用影响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总量和结构,并调节收入分配。第二,中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总体水平较低,并且存在着明显的结构性特征。1998年以来,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总额一直保持上升趋势,在剔除价格因素以后,年均增幅达到了 16.15%,明显超过了同期实际GDP的增长速度。社会保障支出占公共财政的比例近年来基本稳定在10%左右,但与世界上其他主要国家和地区相比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同时也低于我国相关政策文件中的预期目标。在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项目结构方面,社会保障补助支出近年来占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比例始终最高,而补助支出中,对社会保险基金的补助比例又是最高。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地区间差距表现出了先下降、后上升然后再下降的波动趋势,但总体差距在波动的过程中有所缩小。此外,我国的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存在着明显的城镇偏好,但随着近年来国家对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日益重视,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城乡差距有所缩小,并呈现下降的趋势。第三,经过数理推导,本文发现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总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其影响方向与城乡居民的初始收入水平、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在城乡之间的分配比例以及城市化水平等因素有关。从统计数据上可见,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长期以来存在着明显的城镇偏向,因此本文提出了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总量与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的研究假设。1998～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动态系统广义矩估计显示:人均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社会保障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与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均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客观上扩大了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分时段的计量检验进一步显示:以上正相关关系在1998～2006年间不仅显著存在,而且在影响强度上还要略高一些;而在2007～2014年间,由于各级政府更加重视农村社会保障事业,并加大了财政支持力度,从而导致财政社会保障的总体支出水平与城乡差距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关系。第四,城镇居民的人均转移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与城镇基尼系数之间均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随着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上升,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呈现出显著上升的趋势。之所以出现以上现象是由于城镇中针对不同人群设立了多种社会保障制度,财政在不同制度、不同人群之间的社会保障投入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同时,具有良好再分配功能的社会救助支出在城镇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中的比例却比较低。农村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收入分配效应与城镇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本文发现:在1998～2014年间,财政用于农村社会保障的支出与农村居民基尼系数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显著的降低了农村收入差距。以上结论在1998～2008年和1998～2014年不仅同样显著存在,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效应逐渐增强。而从全体居民的视角出发,本文研究发现:在1998～2006年、2007～2014年和1998～2014年三个研究区间,人均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与基尼系数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从而,本文认为,在总量层面上,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加大了全体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第五,在总量影响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还从城乡结构、项目结构的视角考察了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用于城镇居民的比例越高,城乡收入差距也随之上升。计量检验的结果显示:1998-2014年间,人均转移性收入的城乡之比与城乡差距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上述效应存在着明显的时变性。其中1998～2003年间最为显著,但2003年以后两者关系不再显著。由于目标群体不同,不同的财政社会保障支出项目一般也具有不同的收入分配效应。本文的研究显示:在城镇居民内部,以2007年之前的统计口径分类,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费占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比例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分别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正相关关系;社会保障补助支出的比例与城镇收入差距之间没有显著关系;而以2007年之后的统计口径分类,本文发现: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费比例的增加(减少)是导致城镇居民内部收入差距上升(下降)的格兰杰原因,社会保险基金补助、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占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比例上升(下降)是城镇收入差距下降(上升)的格兰杰原因,而就业补助与城镇收入差距之间不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在农村居民方面,本文的研究发现:以2007年之前的统计口径分类,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占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比例与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社会保障补助支出的比例没有对农村收入差距产生显著影响;以2007年之后的统计口径分类,财政对社会保险基金补助的比例、自然灾害生活救助比例的增加(减少)均是导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下降(上升)的格兰杰原因。第六,基于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调节收入分配不力的现实,文章对社会保障制度覆盖范围、基本模式进行了国际比较,并基于典型国家社会保障制度运行情况、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与收入分配的对比,探求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调节收入分配不力的原因,为制度体系构建指明方向。研究显示:社会保障的覆盖率存在着明显的国际差异,尤其与各个国家或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欧洲是世界上社会保障项目最为齐全、社会保障覆盖率最高的地区;而经济欠发达的非洲是世界上社会保障制度最不完善,社会保障覆盖率最低的地区。社会保障覆盖范围决定了社会保障制度调节作用发挥的基础,只有提高覆盖范围,才能更有效调节收入分配。此外,各个国家的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与其社会保障的基本模式、运行情况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一般而言,实行福利型社会保障模式的国家,例如英国和瑞典,其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水平最高;实行保障型社会保障模式的国家,例如德国和美国,其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水平次之;而在强调个人责任的储蓄型社会保障模式下(例如新加坡),政府的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水平最低。基于美国、德国、英国、瑞典和中国的国际比较显示,不同的社会保障模式存在着明显不同的收入再分配效应,但具体调节效果根据社会保障政策工具的不同而不同。总体而言,社会保障占财政支出比例越高的国家,其收入分配差距相对较小,反之则较大。上述发现直接表明了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具有积极的收入再分配效应,但效应的发挥与具体的社会保障制度设计存在着直接关系,为此,本文探究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调节收入分配不力的现实原因,并提出有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