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新兴加转轨”双重制度特征的经济体,近十几年来中国金融的快速发展无疑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作用于我国的资本市场而言,尤其对于资本市场中众多的上市公司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成长支持。无论是基于宏观国家层面的制度分析还是微观机理的机制角度,金融发展可以带动地区经济增长已经被众多的实证研究证实。在众多微观机理研究当中,金融发展可以有效的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已成为重要的实证结论。究其作用机理是因为当一国的金融发展程度较低时,其直接的后果就是当企业面临可以获利的投资项目时,难以获得外部的融资,即面临融资约束。当企业的融资出现问题时,鉴于中国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以及监管漏洞,企业当局为了缓解融资约束的困境就可能采取一些盈余操纵行为来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困境。而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后,可能会从两个方面来影响企业的融资约束情况：规模和效率。是金融发展水平提高之后会带来金融资源的扩大,金融产品的丰富以及由此带来的规模效应,降低了外部投资者的投资风险和相关交易成本,并为企业提供更多的信贷资金；二是金融发展有助于降低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资金分配的效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本文首次将金融发展、融资约束和盈余管理三个关键词联系在一起,选取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4-2009年的数据,经过滞后项的处理,实际的回归年份为2006-2009年,在金融发展可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理论与经验证据的前提下,而融资约束一直被视为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重要动机,研究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是否会抑制企业通过盈余管理来缓解融资约束的行为。本文首次将金融发展、融资约束和盈余管理三个关键词联系在一起,也是本文最大的创新之处。美国萨班斯法案颁布之后,引发全球范围内的制度变革,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的弹性变小、成本增加,使得真实活动的盈余管理越来越受到企业管理层当局的青睐。在2006年,Roychowdhury系统的提出了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三种方式即生产操纵、销售操纵以及费用操纵,并且准确的设计了衡量这三种盈余管理方式的模型。在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不断接轨的背景下,企业当局逐渐的倾向于进行真实活动的盈余管理来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情况。那么当外部的金融发展程度发生变化时,企业会不会由于外部融资渠道的拓宽以及信息不对称程度的降低而减少企业原本通过进行盈余管理来降低融资约束的行为水平呢。本文金融发展的衡量指标采取樊纲(2011)所披露的我国各地区的“金融的市场化指数”,将其加1取对数,作为金融发展水平的衡量变量；在融资约束的指标选取上,本文选取了Kaplan and Zingales (1997)提出的KZ指数这一融资约束的综合衡量指标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指数作为融资约束的代理变量,其中KZ指数越大,代表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情况越严重。在文章的稳健性检验部分,本文借鉴Almeida (2004)提出的现金。现金流的敏感性作为衡量企业融资约束程度的基础模型,现金一现金流的敏感性越强,说明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越大,进行了稳健性的检验；盈余管理的衡量上,本文采取更加综合全面的应计项目加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综合指标。在此基础上,以融资约束作为被解释变量,金融发展和盈余管理作为解释变量,在此基础上加入金融发展和盈余管理的交互项,以观察是否支持本文的假设。在进行了大样本的回归之后,本文的研究结果发现,金融发展会显著地抑制企业通过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真实活动的盈余管理中的生产操纵以及销售操纵来缓解融资约束,而对于抑制费用操纵这种真实活动的盈余管理来缓解融约束没有显著的影响,并且结果是十分的稳健的。在根据企业产权性质进行分组之后,本文还发现,相比于国有企业,金融发展对民营企业通过盈余管理来缓解融资约束的抑制效应更为显著。这对于金融发展可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机制提供了新的解释,也间接的丰富了金融发展和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研究,从而丰富了金融发展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微观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