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自元代始,被纳入中国行省。由于地处西南边陲、少数民族众多以及汉儒文化在该地的影响相对稀薄,时至清初,云南仍被中央视作“新辟夷疆”。在此期间,作为至清代已有几千年发展历史的中原传统艺术,书法一直随着汉儒文化在云南的传播而被缓慢地接受着。但是,即便是在唐宋之际的南诏国、大理国时期主动接受过中原文化洗礼,又在明代历经了大规模中原汉族移民入境,时至清代前、中期,云南的书法世界依旧一直处于对中原“亦步亦趋”的“发展中”状态,直至嘉庆以后,云南书坛才日趋“成熟”。在书坛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士大夫书家便是活跃其间的一个重要群体:一方面,清代“流官制”的施行,使得大量中原士大夫书家宦居云南,推动了云南书法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汉儒文化的发展,云南学官亦在学宫、书院中广施教化,培养出了很多本土书家。可以说,这些清代云南士大夫书家凭借其书法活动影响着云南书法,为云南书法的发展作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本文便是要对清代云南士大夫的书法活动进行稽考,并在考据、论证的过程中对清代云南士大夫的书法艺术、书法活动和书法现象的共性与个性进行剖析和研究,力求还原清代云南士大夫的书法世界,从而厘清宦滇士大夫对云南书法的贡献。清代士大夫宦滇生活的痕迹多已不存。然而,金石永寿、艺术恒久,现存于滇境的大量士大夫书迹,便是还原清代士大夫书法世界的重要佐证。这些书迹多以刻石、碑版、纸本、楹联、匾额等形式留世,成为清代云南士大夫书家驻滇期间笔墨生活的直接证据。同时,为数不多的清代与民国时期的书画、金石类专著对清代云南士大夫的书法活动亦有较为可信的记载,加之手札、诗集、史志等史料文献的补充,使得这些文献亦可作为还原清代云南士大夫书法世界的重要材料。因此,本文将通过书法作品、书法文献与史料文献三者结合的二重证据法,从清代云南的历史省情出发,按照宏观归纳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式,依照文献和云南士大夫遗留书迹对士大夫在滇省开展的书法活动进行深入考察。同时,依据文献记载情况统计归类,本文将清代三迤士大夫的书法活动分为书法交游与宦游、书学教育和金石书法研究与创作这三大类,并对士大夫开展这三大类书法活动的深层原因和影响进行剖析:首先,以这三个“代表性”活动为旨,对留存于省域内具代表性地区的,出自有代表性作者的墨迹、石刻、木刻中的代表性作品进行分析,从而对宦滇士大夫的书法交游和宦游题字、书丹活动进行考察还原;其次,从文献中记载的个体间的师承情况出发,结合清代科举制度下滇省的教育情况和云南学官书家、诸生书家这两个群体的书法风格的一致性现象,对士大夫学官的书学教育活动进行推演还原;最后,结合王昶、桂馥、阮元等宦滇金石学家的研究成果和现存的出自清代云南士大夫之手的金石碑版,对宦滇金石学家和有金石之癖的宦滇士大夫的书法金石活动进行考证,并进一步阐明他们对云南“碑派书法”和金石书法发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