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带动了信息、资本和物流等要素在全球市场的流动,全球范围内的种种生产要素得到了重新分配,这使得身处其中的国家以及地区纷纷凭借各自的比较优势,加入到全球化重新分工的潮流中。站在整个世界经济的角度来看,经济全球化代表了融合;而对于企业来说,经济全球化更多地表现为从资源、市场到管理、文化等多方位的跨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错综复杂而又急剧变化的外部环境等使得跨界成为了企业的生存之道。近些年来,跨界行为在频繁地进行着,而到底跨界成长是否能给企业带来财富的增加,是否能给企业带来可持续的长远发展还没有定论。当前,中国经济处于实现转型与增长的重要时期,面对日益变化的市场环境和不断加剧的竞争局面,处在微观层面的企业大多试图通过整合优势,将经营范围乃至规模延伸至其他地域和行业,实现跨界成长,以达到延长企业的生命周期的目的。从现实角度看,有些企业实现跨界成长战略是成功的,激发了企业的生产力,使企业快速的发展。但跨界涉及到相应的运作模式、业务发展方向以及企业内不足资源的整合等多方面的变革,是存在诸多风险的一个过程,市场调控的失灵、政府政策的变化、产业的更替等无法预知的问题增加了企业跨界成长的不确定性,使得许多企业跨界发展并不成功。跨界成长战略的选择关系到一个企业的后续发展方向和思路以及具体计划的实施等,是影响企业发展的重要环节。CEO作为企业的最高行政负责人必然会影响企业跨界成长战略的制定。心理学相关研究证明人的决策并不是完全理性的,而是会受到个人认知、情感以及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存在不同程度上的偏差。“自恋”是CEO身上一项常见的心理和性格特征,是人群中普遍存在的一种人格倾向,因此,CEO自恋也会对企业跨界成长战略行为产生重要影响。鉴于此,本研究关注CEO自恋这一种独特且鲜明的个性特征如何反映在企业跨界成长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中,从CEO自恋个性特征出发,检验CEO自恋程度如何影响企业跨界成长战略行为。本文从领导的特质、战略领导的行为以及路径依赖理论等角度出发,同时结合国内外相关文献,将跨界成长战略按发展方向划分为跨区域成长战略、跨职能成长战略、跨行业成长战略,进而分析CEO自恋对这三种跨界成长战略的影响,最后分析企业所有制和股权结构是否对CEO自恋与跨界成长战略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通过Stata回归分析发现,CEO自恋会对跨国际层面跨区域成长战略和跨职能成长战略起到正向的影响作用,而CEO自恋会对跨国内层面跨区域成长战略和跨行业成长战略的影响作用并不大。通过调节效应检验,本文发现企业所有制会对CEO自恋与企业跨职能成长战略关系产生一定的调节效应,其中国有企业所有制下CEO自恋对跨职能成长战略的调节效应会大于非国有企业所有制。股权集中度在CEO自恋与跨国际层面的跨区域成长战略、跨职能成长战略两者之间都起到了调节作用,其中低股权集中度下CEO自恋对跨区域成长战略与跨职能成长战略的调节效应将会大于高股权集中度下的调节效应。根据研究的发现,本文提出以下建议:传统制造业上市企业可以更多地去关注自恋CEO存在的环境,从而判断需要什么样的CEO。当企业的跨界涉及到的范围和影响很大时,需要有自恋型程度较高的CEO来解决这一不确定型环境中企业遇到的各种问题;在组织中建立问责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自恋型CEO给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在进行跨界战略选择和实施的时候,可以避免自恋程度高的CEO为了自我满足以及获得外界的认可而做出有损企业的战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