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西方的司法能动主义与司法克制的概念不同,我国的能动司法具有自己独特而丰富的内涵。并且这些丰富的内涵作为对法院工作的要求,以各种具体的政策和制度的形式被提出。在一定程度上,我国语境下的能动司法回应了我国民众不信任司法、司法认同不高的社会现实。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事实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我国民众对于司法的认同并没有被良好的建立起来。这其中,法院作为聚焦点承担着巨大的责任和压力。司法认同其实是特定场域下的社会认同,有普适性的一面,也有其独有的特征。当下司法认同不高的现状主要可以从主观认识和客观行为两个方面来进行归纳。主观上,由于多种因素,我国民众对于司法的认识和预设产生了一定的偏差；客观上,极端化机制的运行一方面是司法认同不高的体现,另一方面也反过来对司法认同施加了消极影响,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社会不断的变化发展,中国更是面临着传统秩序的瓦解和新秩序的建立的矛盾。在这种大背景下,结合中国的传统因素以及国外同意理论这两个异曲同工的角度,笔者探寻出对司法认同起着根本影响的因素,即司法认同的根本动因是情感上的满足与价值意义的认可。了解了目的是什么,那么作为极富有包容性的能动司法是否能作为适合的手段追寻司法认同的达成,这是一个需要证成的问题。从价值意义上说,能动司法能够通过调整,通过对根植价值观的树立,进行好价值之间的平衡；从情感上的满足来讲,能动司法能够最大限度的兼顾好利用我国特有的传统优势与法理秩序维护两个方面的内容。最后,结合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跨学科的知识和策略,利用能动司法的工具价值提出了笔者认为具体可行的进路,如改变表达和发生的方式、习惯的培养和机会成本的考量以及思考尊重的意义与力量。本文立足于实践,运用数据和案例来反映客观的情况和说明问题。